留在原地：人类学视角下的适老社会科技
一直以来，当我想要多关心一些老年人的话题时，总是会感受到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疑问：我口口声声说着“老年人”，但是否有一刻我真的清楚我在讲述的是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处境到底是什么？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老年人”的身份？——在真的通过自己的体验和学习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无法不负责任地给出关于“老年人应该怎样生活”或者“适老社会应当如何”的答案。因此，在本文中，我将通过文献回顾与经验性的观察，反思科技与老年人的关系，并试图提出关于适老社会科技的设想。具体而言，我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当下社会中不同话语如何预设了老年人的处境？（2）对老年人而言，“信息社会”中的“数字”“创新”“科技”等概念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与他们有怎样的关系？（3）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老年人所需要的适老社会科技可能是怎样的？
一、关于老年人使用科技产品的不同话语及其预设
当下人们普遍使用“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来指代老年人在信息社会中的不利地位。“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暗示了存在于信息社会中的不平等链条：在信息与科技极大程度融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时代中，在信息和科技的掌握能力方面的不平等往往导向价值创造的不平等，进而加深了个体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在这一不平等的传递链条中，对科技产品的使用程度普遍作为评价科技掌握能力的指标，因而在使用方面存在障碍的老年人就“天然”成为了信息社会中相对而言更不利的一方。然而，这样的分析仅仅是对部分事实的简单陈述，无法说明老年人在“数字鸿沟”这一话语中的真实处境。老年人在信息社会中面临的不平等决不是简单的在科技使用能力方面的不平等，而是生产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由个体价值衡量标准带来的不平等，“科技”在生产领域的主流化仅仅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诠释并加深了这一不平等。换言之，在追求个体创造社会价值的生产社会中，老年人长期作为“无法创造社会价值”的群体面临着坚固却隐性的年龄歧视，而在追求高速创新的信息社会中，老年人“落后”于前端科技的事实则进一步被用于对年龄歧视的合理化。
因此，在探讨诸如“数字鸿沟”之类的概念之前，本文将首先对两个概念进行回顾：“年龄歧视”和“积极老龄化”。前者潜行于我们的社会中，暗示了老年人作为“社会负担”的存在；后者则是近年来被积极使用在老年研究中的一个政策概念，强调老年人的能动性。二者看似冲突，后者似乎是要解决前者的问题，但实际上在现行社会中，对老年人的歧视和“积极老龄化”的声音却是并存的。对这两个概念的回顾有利于我们对老年人在信息社会中的处境产生更为全面的认识，窥见老年人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的不平等问题。
（一）“衰老”与“成为负担”的人
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不平等结果，生物学和经济学视角中对于年龄演变的观点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生物学将人体看做自然化的产物，从生理上而言，进入老年的标志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在这一具有演化意涵的定义中，自然化的人体机能是一条具有峰值的曲线，从峰值下降的过程被描述为人的“衰老”。而在生产社会中，对人体机能的充分利用往往与社会价值的创造绑定在一起，人体机能效率降低的过程同时也在经济学中重构为人力资本的贬值过程。这样的视角带来的结果是老年人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老龄化”成为了社会问题，对老年人的福利成为了社会压力，而老年人本身成为了社会负担。这是显而易见却又长期被默许的年龄歧视，同样也是“适者生存”的“淘汰论”中对个体的无形暴力。
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普遍将身体看做自然化的产物，因此年龄分类和性别分类一样难以被挑战(Calasanti 2010)；作为结果，身体外观上的区别也使得这种分类更加稳固，并且更进一步对应了分类两端的不同能力水平和限制(Barrett 2022)。当个体通过退休机制从生产领域退出、流动到名为“老年人”的年龄分类中时，就将不断面临与“年轻人”的对比，并被迫接受社会资源在年龄结构中的不平等分布。社会文化利用生物学和经济学关于年龄分类的观点，形成关于年龄变化的价值观，将年轻假设为富有活力、积极主动的阶段，而将年老假设为缺乏能动性、消极和“衰退”的阶段。有学者认为，这一类附加在年轻人和老年人身上的修辞、形象和符号反映了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互动对年龄地位的划定，并以此分配特权和资源(Barrett 2022)。
信息社会无疑加剧了这种年龄分类的歧视。“数字鸿沟”所暗示的对科技和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平等同样存在于年龄结构中。在高速创新、不断迭代的信息社会中，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在接触科技与信息的机遇上毫无疑问存在着代际性的不平等。但在年龄歧视的话语之下，作为原因的机遇不平等却常常不被追究，作为结果的使用能力不平等反而成为了老年人“衰退”和“被淘汰”的合理化证据。总而言之，在信息社会中，“学不会科技产品”的老年人再一次被社会文化确认为“能力水平有限”的群体，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将不得不因此面临不平等的资源和权力分配。
图1 笔者家乡公园中较为年轻的老年人们
（二）“积极老龄化”：定义与反思
在对老龄化悲观和消极的认识氛围中，“积极老龄化”作为一种政策框架被提出。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内涵，将积极老龄化定义为: 老年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体力、精神及社会潜能，并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去参与社会，以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也能在需要帮助时获得充分的保障和照料。该理论以“独立、参与、尊严、照料、自我实现”为基本原则，包含“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支柱要素(WTO 2002)。与将生命阶段的进程等同于社会价值的单向演变、否认了老年人的能动性和价值创造的可能性的“消极老龄化”不同(李宏洁等 2022)，“积极老龄化”暗示了老年人在追求健康、追求自由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方面的潜力(刘文、焦佩 2015)。随后，学界通过实证研究不断完善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框架。有研究认为，积极老龄化的核心重点是积极、参与的生活方式(Boudiny 2013)。与“积极老龄化”相对应的概念是“成功老龄化”，前者是一种政策观念和方法知道，后者则是希望达成的目标。一项探究上海市成功老龄化相关因素的研究认为，婚姻状况、生活方式、对自我财富积累的主观评价、休闲活动水平等对是否成功老龄化有显著影响(Li等 2006)；而在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中，教育水平和收入被表明对中国健康老龄化水平具有显著影响(Lu, Pikhart和Sacker 2021)。
然而也有学者对“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的概念进行了反思。有研究批评了欧盟用于检测积极老龄化程度的“积极老龄化指数（AAI）”，认为其尽管声称是对老年人“未开发的潜力”的测量，但本质上是对老年人“贡献程度”的测量，从而掩盖了更为广泛的老年人之间的资源和能力的不平等问题，将许多老年人排除在“积极/成功的老年人”这一象征资本之外(Lassen & Moreira 2014)。另一项研究也认为，“成功老龄化”概念实际上是以个体富有生产力的中年阶段为标准，更多考虑个体已有的社会积累，进而评估能否成功支持个体度过“贬值的老年”。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评估方式会令人产生对于老龄化担忧和恐惧。该研究的结论是，“成功老龄化”的概念并没能取代“衰退”的年龄歧视，仅仅是与之共存(Calasanti 2016)。总而言之，这些反思认为“积极老龄化”的方法和对“成功老龄化”的预期未能考虑到在老年群体中既存的阶层、性别、历史、成长背景等方面的不平等，对老年人的积极判断在实际情况中可能会成为新的道德标准，从而无形中排除了那些不健康、不独立、不安全的生活情况(de Sao Jose等 2017)。
在“积极老龄化”语境中，改善老年人在“数字鸿沟”中的不利地位也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一部分研究和建议希望通过对老年人及其照护者进行数字化能力培训来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比如有研究提出可以通过开发某种触摸屏平板电脑游戏来训练老年人对于数字设备交互知识的掌握(Blazic和Blazic 2020)。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解决方案考虑了“数字鸿沟”在纵向的年龄结构中造成的不平等，却未能考虑到同在一个年龄层次中的老年人个体之间横向的资源不平等。正如不同年龄对信息技术的接触机遇是不均衡的，资源积累和占有量不同的老年人个体及其照护者在接触数字化训练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因此，尽管“积极老龄化”强调了老年人的能动性与潜力，但目前研究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方面却仍然有所忽略，无法突破更加广泛的不平等结构，最终仍然会有大量老年人个体被排除在资源分配之外。
综上所述，老年人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不平等：纵向的年龄歧视，以及横向的社会积累差异。社会文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中“衰老”观念的演化导向了年龄歧视，而信息社会中存在于年龄结构中的机遇不平等又为年龄歧视提供了佐证。而面对“数字鸿沟”，由于横向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积极老龄化”语境中一部分学者所期待的老年人的“自救式学习”则会再生产新的不平等。本文认为，解决老年人与“数字鸿沟”的问题，最重要的并非是指出老年人“应当如何”，而是回到老年人真实的生活中，去了解他/她们究竟有怎样的需求，在信息社会中生活又遇到了何种来自科技的阻碍。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从人类学视角分析“数字鸿沟”本身对老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她们又究竟需要怎样的科技。
图2 笔者家乡早上在公园跳舞的老年人
二、人类学视角下的适老社会科技
（一）对“数字鸿沟”概念的反思
在信息社会中，科技的使用逻辑如同一种语言一般存在着，并为大多数科技产品所共享，以便于人可以举一反三地使用不同产品。这一逻辑也在市场创新的推动下不断迭代，人为了持续使用科技，也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学习成果，否则就将在信息掌握能力上与社会脱节，产生“数字鸿沟”。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审视“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不同群体生存现状”的表述，更隐含了当代社会中广泛的科技对人的异化：人们必须学会如何驯服被人创造出来的科技，努力使自己不站在“数字鸿沟”的劣势一端，否则就将被视为“功能性文盲”，同时在生产领域中丧失价值。
以电子产品为例，在触摸屏幕被广泛运用之前，以按键为主的操作方式是一种科技使用的逻辑；而与触摸屏幕一同诞生的则是更加复杂多样的图标系统，如齿轮符号通常指代“设置”，五角星符号通常指代“收藏”一般，触摸屏时代使用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和操作逻辑。然而，很显然，对于中国目前的这一代老年人而言，他们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按键时代”中度过，面对“触摸屏时代”要求用户进行学习的海量内容，对于老年人而言则是巨大的挑战。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就好比自己平静的日常中忽然多出了一些不便的、不符合自己使用逻辑的新事物，并且他们发现，如果自己不去重新学习这些东西，他们的日常生活将变得困难重重；无法掌握科技迭代后的“新语言”，与世界的沟通都会产生障碍，以至于寸步难行。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老年人不得不需要学习这些？——老年人一定要跨越“数字鸿沟”吗？
我认为，强调老年人要学会如何与电子产品相处、强调他们要“适应”这个信息化社会，实际上违背了科技产品的本意。作为产品，科技的一部分目的应当是为不同群体提供合适的服务，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社会不平等，而不是创造新的不平等的边界。科技使用逻辑的迭代不应当被视为是单向的演化，而应当被视为并行的分类。如果强调一种统一化的科技使用逻辑，那么习惯“旧”逻辑、难以“被统一”的老年人实际上就难以进入到科技的服务范围之内。
图3 某软件中的关怀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使用逻辑
（二）可行的适老社会科技方案
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对当前信息社会科技使用逻辑不熟悉，当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都无法绕过现代科技时，现代科技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就并非是带来便利，而是造成日常生活的阻碍。因此，适老科技应当首先了解老年人使用科技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解决老年人与信息社会的“沟通障碍”。对此，我认为存在三种可能的适老社会科技方案：（1）保留“低技术”的科技使用逻辑；（2）不需要操作的“环境式”的社会科技服务；（3）根据不同老年人的状态，动态提供适老科技支持。
首先，在我对身边老年人进行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他/他们期望中的科技使用，同时也是一直以来习惯的使用方式，是让科技产品更直接地指向固定的目的。与现行科技使用逻辑所不同的是，就适老科技产品的使用逻辑而言，只具有单一、固定功能的产品反而比复合的“多功能”产品更容易理解和上手。比如，尽管如今的手机已经具有消费、出行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对于老年人而言，多功能同时也意味着更加复杂精细的操作。与其追求某种“高效”，不如将复合功能从同一工具中剥离。具体而言，在需要使用技术的生活方面，如信息获取，可以按照老年人的习惯，继续提供传统的媒体方式；而在可以保留原有生活方式、不需要强行让科技融入其中“提供便利”的场合，如在出行方面，考虑到虚拟方式的学习成本，继续保留公交卡、车票等实物出行方式；又或者是上文提到的“触摸”与“按键”操作，对于熟悉使用按键操作的老年人而言，也应为其提供在继续这一使用逻辑链条发展的产品。这些技术并不“高端”，可能不符合我们对“科技”的想象，甚至可能与电子科技无关，但却正因如此，它们对老年人而言才更加意义重大。
其次，减少操作环节的“环境式”社会科技服务，可能可以以更低的甚至是零学习成本的方式让老年人便捷地享受信息社会科技成果。对于老年人而言，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可以按照以往的习惯进行，而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科技成果应当只起到“外挂”的作用，比如对老旧小区的电梯化改造，又或者是更加符合老年人生理特征的桌椅、餐具等生活工具。然而，在这里需要反思的是，由市场提供的科技服务也将会面临固有的资源不平等问题，而政府能够提供的适老化改造又能进行到何种地步？我承认这个问题在本文中暂时无法回答，也许需要更深层的再分配机制变革，使之在适老科技问题上发挥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个体状况的老年人所需要的适老社会科技是不同的，因此适老社会科技服务的提供应该能做到动态的考虑。比如，从刚退休到进入高龄阶段，老年人的需求会存在显著不同；而是否患有慢性病，也会导向不同的科技需求。因此，也应当做好细致区分不同需求、提供不同服务的准备。
三、总结：在信息社会中有尊严的生活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都在反思老年人与信息社会的关系。在课堂和讲座上接触到“智慧养老”和“适老科技”相关的研究与观点时，我一度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作为一个一直成长在偏远地区的学生而言，象征着“创新”与“智慧”的高端科技离我和我家乡的老人们都非常遥远。在我的家乡，那里成百上千的老年人和照护者们或许从来没想象过“智慧养老”的生活，甚至从“数字鸿沟”的概念来说，他们也是“劣势”的；由于物质资源的缺乏，他们当然也无法找到专业的照护机构和熟悉科技的照护者（事实上，我家那边普遍存在的专业照护者也都快进入老年阶段了）。这也使得我思考老年人与信息社会的“数字鸿沟”背后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而人类学的方法又给了我新的启发。在我看来，人类学视角对适老社会科技的最大启发在于：设身处地地从普通老年人和照护者的角度反思当下社会对于老年人及其处境的态度和做法，反思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和结构性因素。以人类学的“体察”方法去进入老年人的生活，能够避免单一话语的引导、将老年人群体抽象化，而是真正从个体的生命历程去体会老年人的需求，了解到底什么才是“适老”的技术。
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我曾经一遍遍教我的奶奶如何扫描健康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号、点击“扫一扫”、对准二维码扫描之后点确认。这是在我看来十分简单易懂的四步操作，但实际上每一步对于我奶奶而言，都需要理解背后的含义。她不习惯用触屏，不敢用手指按屏幕（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按钮进行机器操作的），所以她无法理解“点击”这个词；她也不理解“+”号是什么含义，也不知道为什么点开这个东西就能够出现选项（这对于成长在电子产品之下的年轻人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理解障碍的，但对于她来说却是一种全新的符号语言）；她也不知道“扫一扫”这个操作应该怎么办，抬起手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对准二维码（她连照相机都很少使用）。这些步骤对她而言如此陌生，在她七十多年的人生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重新学习这些看上去一点实际作用都没有的东西，它们看上去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效益，不像做饭、洗碗或者洗衣服，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意义；但是如果不学习这些东西，她甚至都没办法自己走出门去买药或者去医院。最后，她很苦恼地笑着，告诉我她记不住这些东西，“年纪大了，记性太差”。
图4 在某老年机推荐贴下的评论
这使得我进一步思考信息社会的科技使用逻辑对老年人是否友好。在他/她们一直以来的生活状态中，当“数字鸿沟”还未表现得如此明显时，“科技”似乎也从未成为过阻碍。而如今，原本应当作为工具服务于人的科技却让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困难重重。我认为，实际上可以让老年人留在原地。“留在原地”并不意味着抛弃老年人，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更全面的社会支持，“能够让老年人留在原地”需要付出来自科技改造、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努力；同样，“留在原地”也并不意味着向“科技”和“鸿沟”妥协，而是对多元化生活状态的坚守，也是一种让老年人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