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选登 | 失败的改造：隔绝的丰碑时间与被吞噬的社会时间——2022年上海城中村X村地点观察
发布者：方志伟发布时间：2023-04-26浏览次数：65
失败的改造：隔绝的丰碑时间与被吞噬的社会时间
——2022年上海城中村X村地点观察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他们无力支付大城市高昂的房租，故只能选择租金低廉但管理方式落后、生活环境低下的区域聚居，形成所谓的“城中村”。过去二十年的研究中，学者指出城中村存在的诸多问题：居住人员和社会组织方面，城中村的人口密度过高，社会治安压力大，管理薄弱；土地房屋权属方面，土地权属混杂、结构失衡，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安全隐患大；规划建设方面，村庄规划缺失、公共服务设施欠缺、居住环境差。随着城中村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相继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工作。城中村改造的中心任务是对旧村进行整体拆除、改造、重建，以改变城市中微观的空间形态，调整用地功能，消除城中村与城市用地布局和景观面貌的冲突。上海市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从2014年开始，目的是通过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卫生质量、道路设施，完善新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活动设施，保障居民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权利和参与社会互动的权利。我所调查的X村曾经是上海最大的城中村之一，上海市城中村改造计划启动之后，X村经历了重大的政府拆除违建的整顿。超过50万平米建筑被拆除，上万打工者离开。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如今X村的外来人口占比仍然超过80%。作为曾经上海最大的城中村，X村的改造被认为是“成功”的。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X村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改头换面：主干道都改造成沥青路面并铺设人行道；村内的民宅进行了统一规划、统一粉刷；污水纳管工程完工，水质从污浊变得清洁……然而，我们难以从官方话语中捕捉全部的“真实”。Michael Herzfeld在他的批评性文化遗产研究著作A Place in History一书中提出克里特岛上属于岛民的社会时间（social time）与属于所谓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丰碑时间（monumental time）存在冲突。丰碑时间被官方话语主导，它意图构建一种静止的、纯洁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记忆模式，去创造可以控制的历史。而社会时间则是每个人日常经验和互动模式的总和，和邻里生活紧密密切结合在一起，其所塑造的记忆模式充斥着人生百态的烙印，是一种具有各种形状、气味和声音的集体记忆。我于2022年10月初前往X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里的社会时间和丰碑时间处于极度的割裂之中，仿佛成为并行的两条线：作为繁华城区中被包围的农村，城市建设要求X村保持“文明”的外观，是整洁的、有序的、健全的；然而，拆迁的废墟、拥挤的筒子楼、夹缝中求活的生存境况，都显示着现实生活的混乱、嘈杂、破败、有限。一派祥和的宣传话语之下，X村的改造只赢得了表面的成功——丰碑话语的成功。在社会时间中，村民的生活并没有切实的改变，甚至说，他们真实的生存境况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屏蔽和驱逐。X村艺术馆：公共的外壳vs 私人的内里
X村艺术馆是2015年大型改造的产物，就设立在村庄入口处。作为“开在村庄里”的文化馆，X村艺术馆的丰碑时间形象是亲民的、开放的、在地的。它的展览品——字画、玉石、瓷器、印章和鼻烟壶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并有一定的平民化倾向。然而，亲自去到X村艺术馆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与想象全然不同的精英空间。美术馆的进入路径是封闭的，参观者需要在没有标识的情况下，乘坐室外电梯抵达三楼，才能进入美术馆。这样的建筑设计具有排外性，无法直观看到馆内内容的游客往往不会有兴趣进入。美术馆内部看不见一个游客。空白的访客名单、假期时也空空荡荡的展馆，暗示着这里一直以来门庭寥落。展馆的布置非常凌乱——德国的后现代黄铜雕塑和民国时期的红木花雕摆放在一起，地上堆着下次展出的大幅澳洲水彩壁画。坏掉的灯不停地闪烁晃眼的光。没有工作人员和讲解员，没有向导，没有展厅分区介绍，唯一出来接待的是美术馆的馆长。后续和村民谈话时，基本上没有人来过X村艺术馆，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这里。作为一个公共空间，X村艺术馆在名义上是开放的，但是它开设在与居民区相隔比较远的村口，并且在进入路径上不友好，不进行宣传——就像是悬挂在X村主体之外的一个孤岛。标榜着“开在村庄里”的美术馆，却从来没有融入过村庄，它的乡村美术馆属性只是机械地因地理位置捆绑在一起，但是村民作为文化消费者，主体性从未得到发挥——展览内容与X村无关，与城中村无关，也与众多打工人的命运无关。X村艺术馆更像是馆长的私人收藏所或者画廊，它可以安置在任何一个不是X村的地方，因为它与这里没有产生任何联结。展览的物品或是馆长的私人收藏，或是可以出售的艺术品（比如油画），展览的质量不需要达到专业标准，或者参观者的认可。从这一意义上说，一个在“丰碑时间”上强调自己民用型身份的场馆，在“社会时间”上却是一个企业家的私人收藏馆和画作交易中心；它在“丰碑时间”上是开放的、公共的、草根的、亲民的，在“社会时间”上却是排外的、个人的、垄断的、精英的。上海折叠：外部城建vs内部违建
X村居民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清洁有序：一栋栋红白相间的楼房整齐排布，道路宽敞，路面整洁，行道树上悬挂着捕蝇笼。公共厕所非常干净，甚至安装了电风扇。墙壁上画着宣传标语、村民公约、疫情防控规则，还有大幅的山水装饰画。村庄中心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开辟出来安放了健全的健身器材，旁边摆放着四种颜色的分类大垃圾箱。根据媒体报道，曾经的X村“污水遍地横流、违章建筑随处可见”，而经过市政府拆除违章建筑、整顿环境、发展绿化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举措，现在的X村已经是“焕然一新”，“村民公园广场上阿姨跳广场舞、老伯打太极拳，每家每户门前种着白玉兰花”。我到达时并没有看见广场舞的盛况，但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空间的开阔却明显可感。然而，走进这些看起来很正常的洋房，熟悉的“城中村”景象并未消失：绝大多数洋房打通成为群租宿舍，每个房间大概10平米大，只能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少量生活用品。院子里摆满了房间里放不下的杂物——电瓶车、纸箱、脸盆、凳子、鞋架，每一条走廊上都晾满了租户五颜六色的衣服。靠近院子的租户在开放空间搭一个土灶台炒菜，另外的只能在密闭的楼内走廊摆放煤气灶和锅碗瓢盆。大部分的楼体内部都没有窗户、灯光昏暗，潮湿的环境使得很多墙纸起皮发霉，即使如此，受空间限制很多人还是只能在走廊里洗漱，墙面上挂着细线悬起来的毛巾、牙杯。没被占领的墙面和门面上贴着新新旧旧的小广告。城中村改造为什么没有深入到私人住房的内部？当地房东的讲述是，只有以群租房的方式才能将有限的住房空间最大化，租给尽可能多的人，从而收到最高的房租。从X村建立开始，每栋洋房的户主每年就可以获得40-50万的租房收入，想要让他们为了“市容改造”“安全卫生”放弃经济利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拆除了形形色色的扩建违章建筑之后，当村庄改造进一步触碰到当地居民的核心利益，便受到了强烈抵制，因此群租房的样态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光鲜的新农村建设工程之下，政府、房东、租户、村民之间微妙的妥协，心照不宣的秘密。不禁想起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在未来北京城市规划中，时间和空间按照阶级的区隔以不均质的形态被分配。第一空间的上层阶级拥有更宽敞的住所、更大面积的活动场地和足够充分的施展空间。而在贫民阶级居住的第三空间，人口数量是第一空间的十倍，拥挤而嘈杂。空间的压迫感反映出发达城市的人口膨胀和生存焦虑。科幻小说的设想在X村成为实体——行走在宽阔整洁的马路上，绿树、鲜花和崭新的楼房展示着上海的形象——文明、从容、清洁，一座现代化的丰碑；而就在一墙之隔，人们蚁居在10平米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呼吸着炒菜的油烟和潮湿阴冷的空气，这是劳工阶级的生存现实，铭刻在血液里的社会时间，逼仄、污浊、落后、缺乏尊严。结语：隔绝的丰碑时间与被吞噬的社会时间
Herzfeld在A Place in History中写道：“在社会时间和丰碑时间之间存在着一条话语鸿沟，将大众对历史的理解与官方对历史的理解分隔开来。社会时间是日常经验的精华。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事件无法预测，但人们可以尽一切努力去影响它们，它赋予了事件现实。相比之下，丰碑是简化的和通用的。它将事件视为某种至高无上的命运的实现，并将社会经验简化为集体的可预测性。它主要关注的是过去——由分类和刻板印象构成的过去。它的极端形式是民族国家的时间框架。它属于替代宿命论——一种屈从于既定命运的召唤——这标志着所有的专制统治”。本文着眼于X村城中村改造在两个方面的失败。此处的失败指代的是“社会时间与丰碑时间存在着话语鸿沟”的状态，是简化论、进步主义的丰碑时间无力包裹勃勃生长的社会事件的状态。一方面，作为改造重要工程的X村艺术中心，在丰碑维度上标榜“村庄美术馆”的身份，却并未尽到开放性美育空间的职能，它的服务对象是以馆长为核心的企业精英，而非平民阶层的X村居民。另一方面，X村的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呈现出“新农村”与“群租房”的双重样态，公共空间表达着宽敞、文明、清洁的丰碑意涵，私人空间则裸露出逼仄、落后、污浊的生存现实。丰碑时间以一种孤绝高傲的姿态妄图改写历史，它的主要手段是隔绝和屏蔽——艺术馆孤立在居民的关注范围之外，自顾自地垄断解释权；公共/私人领域的界限划定了政府的改造范围，使其能够在一个默许的外部剧场做现代化的表演。身兼工人阶级和外来者的租户们，是城市化和士绅化背景下的双重边缘群体，他们的生存境况被消音、屏蔽或忽视，作为集体记忆和生命经验的社会时间因而不断被侵犯、被吞噬。对架空历史的批判和解决最终落脚到话语权问题，即“真实”的、可以留存的历史，究竟包含了谁的记忆，承认了谁的记忆。如果要让社会时间得到足够的尊重，必然意味着生活在城中村的平民阶层能够焕发足够的主体性，拥有被承认和看见的权利。如何改写权利场域的分布，重新为社会时间赋予尊严，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话题。Herzfeld, Michael 1991, 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吴智刚、周素红，2005《城中村改造:政府、城市与村民利益的统一——以广州市文冲城中村为例》，《城市发展研究》第2期。郝景芳，2016，《孤独深处》，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