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vlee, C. C., & Sweet, E. 2008. Race, ethnicity, and racism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1977–2002. Medical AnthropologyQuarterly,22(1), 27-51.
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人类学文章，而是一篇通过定量分析反思人类学中“种族”和“族群”概念的文章。基于在事实上存在已久的种族与族群健康不平等现象，两位作者从1977年到2002年期间在《医学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季刊》两个顶级期刊进行系统随机抽样确定了283篇相关文章，研究文章中“Race”（种族）和“Ethnicity”（族群）的使用情况，挖掘并批判在学术研究中的种族主义现象，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建议。
尽管两位作者没有像经典人类学研究那样进行民族志调查，但该文的形式、方法和其传递的观念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健康与疾病真的存在基于种族或族群的分类吗？健康在种族上的社会分层究竟是种族主义的原因还是后果？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健康在种族或族群上的不平等现象？
认识分歧：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族群问题的忽视
种族和族群上的健康不平等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例如在巴西，非裔巴西人的婴儿死亡率比白人高近 70%；在新加坡，印度人的糖尿病患病率是当地中国人的两倍；在加拿大，土著人民的总体死亡率比非土著人口高 50% 以上......这些数据引起了学界广泛而激烈的争辩，即种族究竟是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概念，还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建构——其讨论会影响到生物医学对疾病的测量、观察和分析路径，也关涉到公共卫生政策等方面。例如，如果将若视种族的健康分层为一个生物基础，那么将种族或族群视为一个单独的变量则成为了研究的起点与预设，事实上《美国流行病学杂志》或《护理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起约有超过75%的文章将种族视为一个基础变量。
作者梳理医学科学中“种族”和“族群”概念的运用时，发现了诸多错误：第一，种族或族群概念的定义是错误的或缺位的，即使是同一个机构的报告，其对种族或族群的定义也存在差异，有时甚至不做定义；第二，种族和族群的概念在研究报告中尚未被区分，处于一种混合的、模棱两可的状态，甚至可以互换使用；第三，即便认识到了种族或族群的问题，研究者也几乎没有阐明界定或测量变量的方法，对信度与效度也未作说明；最后，以上三个学术上的粗心与滥用无休止地收集种族间的描述性差异，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种族主义的思维。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种族与族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十分敏感的、有风险的、跨学科的话题，研究者需要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审慎运用，而这两个概念在当时研究中被不同程度忽视或错用了。更糟糕的是，在对此问题解释的话语权上，人类学与健康科学两个学科并没有进行十分有效的对话，人类学甚至被放置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基于此，两位学者希望在医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学科——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寻找答案。那要如何研究呢？作者提出了三个侧重以勾勒出“种族”和“族群”概念在医学人类学中的使用：
1.使用频率：医学人类学家多久使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种族或族群的概念？
2.概念区分：他们具体是如何使用这两个概念的？他们区分这些概念？
3.因果推导：医学人类学家多久明确将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确定为健康差异的原因？
编码与分析：种族与族群的运用
在严格系统抽样的基础上，作者提取了每一篇样本文章中种族或族群的概念、范畴以及被使用的语境，并关注到每一篇文章作者是否对其使用进行说明、是否讨论其使用与种族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上内容，作者都进行了严格的二分法编码：1=存在，0=不存在。文章的原始样本被分给了两个编码员。
表一：编码员对不同族群或种族定义、范畴的编码频次及K值表
作者用Kappa（K）值验证两个编码员编码的一致性。Kappa系数取值在0～1之间，通常情况下：Kappa <0.2则说明一致性程度较差；0.2~0.4之间说明一致性程度一般；0.4~0.6之间说明一致性程度中等；0.6~0.8之间说明一致性程度较强；0.8~1.0之间说明一致性程度很强。通过表一我们可以发现，当对特定群体定义的范畴更小时（如识别白人、黑人、中国人等范畴），两个编码者的判断更加相近，此时k值更高，一致性越强；当对特定群体定义的范畴更大时（如种族、族群），两个编码者的判断差异更大，此时k值更低，一致性较差。总体而言，两个编码员编码的一致性是较强的。
表二：医学人类学和相关期刊中种族或族群概念出现的频率
表二展示了《医学人类学》期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期刊中提及“种族”或“族群”的频率。首先，折线图的波动很大，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趋势，不同期刊使用两个概念的频率变化也不同。其次，总体而言，在抽取的样本中，《医学人类学》使用种族或族群概念的比例较少，大约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对应的相关学科维持在高位状态，普遍居于50%至80%。
表三：涉及种族或种族概念的选定术语和短语
表三展示了在样本文章中出现的关于“种族”和“族群”的术语。显而易见的是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术语来讨论相关议题，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用各式各样的术语来强调不同的含义，这些术语有基于特定人群生物特征的描述，也有对社会身份的描述或基于文化与语言差异的概括。作者认为，这些语义的差异通常取决于上下文，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辨别其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表四：《医学人类学》各年份文章中种族/族群的使用比较
根据表四我们可以发现单独“族群”一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其他两者，在大部分时期使用“族群”概念的频率大约是使用“种族”概念的四倍。随着时间的推移，最显著的变化是学者更加倾向于共同使用两者。从某种程度上，对“族群”的偏好可能反映了医学人类学家是在没有种族主位概念的文化背景下工作的。
表五：研究美国和研究其他地区的文章中种族与族群概念的使用
表六：美国和其他地区研究中使用种族/族群概念的百分比
表五和表六进一步阐释了混合使用的趋势。美国的研究中只有不到8%的文章只使用种族的单一概念。总体而言，特定族群或种族的标签比被抽象化后的种族族群概念更为普遍使用。作者认为种族或族群的不平等与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是有区别的（如社会贫困、性别不平等），后者更多强调在寻求医疗资源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可惜的是，即便我们得出研究者没有天然秉持种族主义态度的结论，他们的研究也极少揭露研究对象中的种族主义背景或社会不平等现象，这一点几乎不存在美国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
表七：最常用的种族或族群类别
结合表七和上述表格，我们可以发现在样本中，尽管美国的研究只有不到40%，文章中对白人的讨论却是最多的，其比例超过了20%，这也是唯一一个超过了15%使用频率的范畴。作者认为除了“白人”这一类别的高频出现，其他特定族群类别的使用至少反映了医学人类学者已在世界各地工作并有所成果，他们的研究和对研究群体的标签都与当地特定的文化情景与社会环境相关。
结论、不足与未来：在交融中完成研究
在对医学科学推进消除种族主义的努力进行简单客套之后，作者不留情面地批判了其对种族、医疗、健康问题上忽视的问题。至此，作者呼吁更多的医学人类学者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更广泛地收集并向社会提供健康方面种族不平等的信息，并连同医学科学一起为健康分层下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消除努力。
文章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发现是医学人类学研究中“种族”概念的较少使用，相应医学科学在种族问题上既没有可供验证的假设，又没有测量的工具。具体而言，大部分的健康研究人员在理解种族或族群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几个问题：（1）无法对种族与族群下定义；（2）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3）忽视不同群体被分类的过程；（4）省略了研究涵盖哪些种族或族群的原因。
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方面，作者认为这样的忽视或滥用导致它们掩盖了健康差异的真正原因，并强化了一种非常“阴险”的假设——即种族不平等是源于先天的、不可改变的群体之间的生物差异，而医学人类学避免了这一场陷阱：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种族或族群多被视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面向，主要指向的是文化背景、社会关系与权力或社会分层。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被掩盖的真相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学的处境——被公共卫生和生物医学排斥在关于种族或族群的健康问题讨论之外，甚至在相关的关于种族的公开讨论中失去话语权。
至于文章的不足，作者主要讲到了三个方面：第一，在样本的选择上，作者只选择了《医学人类学》以及《医学人类学季刊》，尽管其在领域内存在权威性，但在样本选择上是不丰富的；第二，作者选择的研究大多是经验型的研究，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第三，作者执着于描述样本数据，这会导致一些个案的丰富性没有被捕捉到，特别是一些词汇在用法上的细微差别及其含义。
最后，作者为医学人类学者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七条研究建议，希望在搭建起的跨学科的桥梁中，更好地理解并使用种族、族群和种族主义等概念。
1. 推进对种族概念的基因决定论的批判。
2. 考察生物医学中的关于种族的文化建构。
3. 厘清种族与民族的族群概念的差异。
4. 结合民族志方法和测量方法到健康研究中。
5. 挖掘产生健康不平等的社会文化过程。
6. 推进社会健康和发展研究中的生物-文化方法。
7. 促进以社群参与为基础的参与式研究。
作者所提及的“交融”，实际上揭示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科学”与“文化”的二分思想：一部分学者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完成领域内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是被排斥在外的、无涉的，他们在名为科学研究的大厦中建构其一套知识体系，并把对自身的“批判”交给文化学者；一部分学者以“文化”自居，关注在社会层面的叙事，他们排斥习得“科学”的过程......两者都根深蒂固地认为科学与文化是二元对立的，乃至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时本能地认为不可接受或不可理喻。
在讨论“种族”、“族群”或是中国语境下的“民族”问题时，我们不能天然地将科学、社会与政治分开，而需要在学科平等参与、尊重被研究者的基础上，以共融的方式从事研究，否则在不经意间生产的“知识”或许会成为伤害他人的武器，更不必说文化的多元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