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roll, M. P. (1981). Lévi‐Strauss, Freud, and the trickster: a new perspective upon an old problem. American Ethnologist, 8(2), 301-313.
本篇文章发表于1981年《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第八期第二卷。作者Michael P. Carroll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所遭受到的实证主义批评开始，接着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于南美神话中“捣蛋鬼”（trickster）形象的基本分析来夯实结构主义的基础。作者指出了列维-斯特劳斯对于这一形象分析的不足之处，即捣蛋鬼并不总是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理论和童年性欲理论在分析这类神话时的效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视角可以调和捣蛋鬼神话中的一个双重矛盾：一个捣蛋鬼可以既是代表原始欲望的自私小丑，又是一个文化英雄。具体来看，童年性欲理论很好的解释了捣蛋鬼形象原始欲望的一面，但是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理论则貌似无法解决捣蛋鬼文化英雄的一面，因为在这一理论中原始欲望和文明是不相容的。在遇到这样的阻碍时，作者将这一分析进一步推进，他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是继续论证捣蛋鬼形象所关联的动物类型确实与文明的特征“群居”无关，这类神话的目的正是为了表达这种两难的境地：文化和性欲的直接满足都是人们需要的，但两者不相容。
社会科学中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成为一种类型（Michael P. Carroll, 1981: 301）。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受到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到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结构主义论证的逻辑严谨性和清晰性，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结构主义在经验论证方面的不足，如Thomas, Kronenfeld和Kronenfeld（1976）找出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中对于民族志不合理概括的内容。此外，林奇和玛丽·道格拉斯的一些作品也被指出在经验论证上的失误。
虽然有很多对于结构主义的批评，但作者Michael P. Carroll认为这些批评并不会撼动结构主义的根基，作者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借助列维-斯特劳斯在南美神话中关于“捣蛋鬼”形象的分析，来夯实结构主义的基础。“捣蛋鬼”这一形象十分重要，因为它规定了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分析的所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工作。
在南美印第安神话中，自然界的万物都蕴含着神灵，都有非凡的神力，人与自然万物共存共生，相通相融（高歌&王诺. 2006: 24）。捣蛋鬼形象在南美神话中经常以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出现，如郊狼，它们往往表现出高度的智慧、掌握着某种秘密知识，并利用智慧和知识来违反常规、蔑视传统行为。
列维-斯特劳斯从一个问题出发“为什么在南美神话中捣蛋鬼的形象如此普遍？”他假设这是因为有“生死”这样一个隐藏的基本对立存在。遵循着这样的基本对立，生与农业有关，死与战争有关，因为又有第二个对立：农业和战争的对立，在这一对立中受到“狩猎”的调节，因为“狩猎”既能为人们提供食物又能涉及到杀死动物。第二个对立又会导向第三个对立，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的对立，并受到“食腐动物”的调节，因为食腐动物像食草动物不杀动物但是吃动物的腐肉。
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提出问题——寻找基本对立——寻找相关对立”的推理过程。到了食腐动物这里，已经经历了生-死、农业-狩猎-战争这两个对立，生和死的原始对立已经基本模糊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模糊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南美神话中捣蛋鬼往往是郊狼和乌鸦。
有些学者从郊狼的实际进食习惯来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一分析，他们找出实证证据来证明郊狼并不是食腐动物。这种批评方式在作者看来是不够的，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的并不是实际的郊狼而是郊狼的神话形象，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一形象唤醒的就是人们脑海中的食腐动物。
但是作者是从列维-斯特劳斯的基本假设出发来进行批评的，因为郊狼和乌鸦在神话中并不是总和捣蛋鬼形象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些部落中主要的捣蛋鬼形象是兔子，有的捣蛋鬼甚至不是动物。作者认为在南美印第安神话中，经常与捣蛋鬼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是“郊狼”、“乌鸦”、“兔子”（rabbit）和“野兔”(hare)，而兔子和野兔并不是 “食腐动物”。在这一点上，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南美印第安神话中的捣蛋鬼形象和食腐动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成立的。
弗洛伊德(Freud, 1930: 46)认为，文明(civilization)的维持在于放弃我们对及时满足性欲的本能冲动，不受控制的性欲会导致文明的毁灭。神话中的捣蛋鬼既通过各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如食欲和性欲），同时又是文化英雄且常常与文化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即它的形象既是一个自私的小丑，又是一个文化英雄。神话中欲望和文化在同一个“捣蛋鬼”形象中体现出来，这在作者看来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重要联系。
下面，作者透过弗洛伊德的视角来分析神话。
首先，弗洛伊德指出神话源于社会成员共同的童年经历，根据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性欲”的理论，在童年早期，儿童都具有立即满足其性冲动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普遍受到压抑。正是在神话这一映射系统(projective systems)中，童年早期被压抑的性冲动有时会被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来，弗洛伊德以此来解释神话中的乱伦故事，以及一个神话人物受欢迎的程度，一个人物越受欢迎意味着他越迎合了人们被压抑的性冲动。
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可以解释捣蛋鬼形象中“自私的小丑”的一面，但仍旧不能解释为什么捣蛋鬼同时还是一个文化英雄，以及为什么捣蛋鬼的形象与“郊狼”、“乌鸦”、“兔子”（rabbit）和“野兔”(hare)联系在一起。经过作者对于神话分析的进一步搜集和验证，发现兔子和野兔在南美神话中往往指的都是野兔只是语言使用上的区别，并且“郊狼”、“乌鸦”、 “野兔”都是独居动物。在这时，如果我们假定“群居”是文化的特征之一，那么有关捣蛋鬼的神话就与文化无关，也就验证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欲的立即满足与文化的建立无关。所以，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解释捣蛋鬼形象的双重性，也可以解释捣蛋鬼形象与“郊狼”、“乌鸦”、“野兔”的联系。因此，在神话中，捣蛋鬼很可能被等同于某些像“郊狼”、“乌鸦”、“野兔”一样拥有独居习惯的动物类别。
与捣蛋鬼有关的神话通过将性欲的立即满足与文化相联系，来表达一种两难的境地：文化和性欲的直接满足都是人们需要的，但是两者不相容。所以，即使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捣蛋鬼形象与食腐动物的联系是不准确的，列维-斯特劳斯和林奇(1974: 57-91)等结构主义者提出的一般假设仍然具有效用，即神话的作用正如所说是公开表达一种两难的境地（认知和概念上的困境），从而提供某种认知模型，使个人能够忽视困境所带来的内在矛盾而不是解决这一困境。
作者曾在开篇指出，南美神话中捣蛋鬼形象的分析代表了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分析的所有基本原则，也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这一基本原则：“意义主要是通过对比来传达的” (Michael P. Carroll, 1981: 310)。
结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视野——对立，从对立出发可以去解释意义。戴上结构主义视角的眼镜，虽然会碰到很多阻碍，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列维-斯特劳斯相信人类心灵具有普遍结构，神话分析的目的在于理解人类大脑的无意识结构和思维过程，具体的分析方法是在故事元素和调解它们的因素中寻找二元对立 (R. Jon McGee & Richard Warms, 2007: 358)。神话分析寻找的是神话中的对立的元素以及调节它们的因素，神话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也是来自这些对立之处。此外，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思维是辩证(dialectical)的，辩证的意思是有逻辑联系的，思维正是通过对立的因素发挥作用(R. Jon McGee & Richard Warms, 2007: 339)。
很难否认，像结构主义这样对立的结构性思维、对于普遍规则的追求确实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例如我们对于事物辩证的思考，我们对于好坏、是非曲直、黑白的区分，使得我们可以在纷杂的现象中抽离出最基本的结构，基本结构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思维的运作，并且相信心灵和文化之间的普适平等成为了主流思想。
参考文献
[1]高歌, & 王诺. (2006). 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8(2), 24-29.
[2]Carroll, M. P. (1981). Lévi‐Strauss, Freud, and the trickster: a new perspective upon an old problem. American Ethnologist, 8(2), 301-313.
[3]Freud, S. (201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Broadview Press.
[4]McGee, R. J. (2003).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ory history.McGraw H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