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学程课作业 | 在研究方法之前与之后：对比两本质性研究教科书

由H·Russell Bernard与Clarence C.Gravlee两位学者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一书集合了诸多学者的观点，汇编为一本深入讨论理论、实践各层面的研究方法手册。

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以下简称《方法》）则是她结合各类专著，独立编撰的一本教科书。她为其书粗略地划分了两类读者：一者试图把握、追溯质性研究的理论沿袭，一者出于实践目的而探讨种种具体操作手段，因而也有意区分了理论与实践部分所在的章节。

两本书都有着相似的章节排布：先谈理论渊源，再接上研究方法的各项程式介绍、指导，最后以发展前景作结。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具体操作，《手册》与《方法》之中的叙述蔚为大观，不再赘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二者所提及的研究方法“之前”的理论渊源与“之后”的研究方法之未来。

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渊源

在《手册》开篇第一章，MichaelSchnegg就率先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如何获得“知识”？“知识”限度在哪里？不同范式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各有不同。

社会行为科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最基本的区别是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之间的分裂。科学方法通常联系实证主义的不同分支（如逻辑、分析等），而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则是当代人本主义的主流。实证主义为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论，通过不断观察客观世界构建普遍理论，阐释学是实证主义的竞争框架，试图通过对文本的解释探索其中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都采用相对论的立场，强调学者对现实构建的主体性、创造力。这三种认识论对其上三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完全相同，并且拥有比其分类所暗示的更为异构的内部框架。

实证主义建立于休谟与洛克所提出的经验主义之上。经验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必须通过研究者的感官所得，而孔德又将这些思想转移至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认为社会比自然更为复杂，建立了独立的社会学学科。在20世纪20、30年代，由实证主义转变而来的逻辑经验主义经由维也纳传播至欧美其他地区，建立了更为普遍的分析传统。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只有从经过经验检验的陈述才有意义。归纳、演绎法则正是操作化概念性陈述并将其测量的工具。

人类学中的实证主义不可绕过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引言，他呼吁对观察到的事件做“具体的统计记录”，收集记录种种“当地人的心态”。马林诺夫斯基如何确认自己的陈述、观察是有效的——他在“那里”，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一个经验主义的强大而持久的传统形成了。按照科学范式，改进方法和数据、分析和结果的叙述成为民族志的宗旨。在这一框架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归纳与验证，而人类学家并不质疑“知识”本身的真实与否，他们的任务是记录文化，记录“知识”。

就方法论而言，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写作确立了三个步骤：部落的组织和文化结构必须以固定、清晰的轮廓记录下来；在此框架内，必须通过与当地人密切接触、详细观察来收集实际生活的行为、活动等信息；典型话语、神话等集合需要作为本地心理的背景资料所提供。马林诺夫斯基来说，科学方法的应用，如详细的笔记、表格和图片的展示，是他的方法的核心。在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按照科学传统撰写的早期人种学专著中，学者们相信社会现实独立于感知而存在，可以记录下来，而记录的信度与效度就成为此传统下编写民族志的关键问题。

其二是阐释学传统。其起源于古希腊人文学科的古典传统，专注于对历史文本的阐释。欧洲语言学家们在研究时面临着理解和解释特定术语、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难题，尤以翻译文本时为最。要了解整体文本的意义，需要关注部分词句的语义；为了理解特定词句的语义，又常需要对文本整体有所理解。这种“阐释学循环”成为了文本解读的基本工具。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德国哲学家将这一方法拓展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一般准则。“阐释学循环”首先是作为一种启发式工具来分析文本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理解两者的含义。狄尔泰将其转化为一种分析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方法，文本和社会现象因而更普遍地产生了联系。海德格尔及其学生伽达默尔则更进一步，认为任何理解都无法脱离“偏见”（bias），同时也都涉及对“偏见”的审视。他们仍然符合实证主义的某些说法：学者可以描述外面的世界。然而，重点已经转移到理解人类行为、话语中的意义结构之上。理解通常是指分析特定行为出现的背景，使研究人员能够遵循这一逻辑。

格尔茨是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格尔茨认为，重要的不是人类行为的存在，而是其意义。他主张文化是人们赖以为生的意义之网，因而对其的研究不是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索意义的解释科学。在这一层面上，人类是意义和意义的创造者，阐释学也成为了分析它们的合适工具。它自观察经验起始，但并不假设所观察到的事物独立于观察者、在场的行为者，乃至此前社会行为的历史。与实证主义解释不同，民族志产生的知识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志学家本人的立场，所以寻求客观可概括的知识主张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与阐释学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知识的来源和获取知识的方式。在阐释学中，“理解”（verstehen）为主，意义与符号则是分析的焦点。格尔茨对巴厘岛斗鸡等制度化行为的观察、分析，揭示了巴厘岛文化的深层次方面。在数据收集层面之上，定量技术也因而受到冷遇。不过，尽管如此，实证主义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并未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长期居留、学习本地语言技能、建立融洽关系等等。

根据阐释学的认识论，民族志文本不能与收集信息、完成写作的人类学家相分离，那么民族志写作风格的转变也理所应当。格尔茨的文本详细描述了他与妻子观看巴厘岛斗鸡并被警方抓获、进入“向他们开放”的村庄的过程。一般而言，阐释学学者会提供更多背景层面的信息，包括他们与主要线人的关系、数据收集的背景等等。

其三是激进建构主义。大多数建构主义者认可实证主义依靠感官理解世界的传统，但他们对感官的作用更为悲观，认为研究者不能掌握对现实世界未经感官过滤的看法，永远无法超越自己的感官、思维界限。对于激进的建构主义者而言，寻求知识的过程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建构。正如研究者所见，后现代主义者和激进建构主义者认为，研究者无法客观地描述世界。

正如《写文化》（writingculture）一书中作者提出的那样，人类学家倾向于将他们研究的现象同质化，而忽略努尔人、特罗比安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文化内差异。他提出了“部分真理”（partialtruth）的概念，用以指代这一现象，并进而提出“人种学意义上的真实本质上是局部、不完整的”。因此，人类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与建构主义相联系，指出人们以独特的方式感知世界，研究者无法判断哪个感知更真实，哪个更不真实。

这种判断质疑了人类学家“翻译”其他文化的能力（格尔茨称之为人类学的天赋）。后现代主义批评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念，认为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是有偏见的。因而，科学只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特权，必须与其他关于世界的故事放在一起。此时，关注的焦点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关于它的科学论述。

后现代主义批评主要关注学者、职业作家及其在构建文化现象中的权威角色。在这一传统下的民族志写作中，便试图分散作者的权力：用多个“声音”进行表述；基于对话表现等等写作实验。作者个人的背景也成为考量的一大因素：作者是否在写他/她本人的文化背景？他/她是否是专业的人类学家？针对两个问题的回答诞生了四种不同组合下的表现形式。

综上，这三种不同的认识论立场讨论了人类学家获取知识与真相的方式差异，这基于同一个问题：研究者能多大程度上感知和描述世界。对实证主义者而言，这个答案相当清楚：研究者可以描述，需要改进科学方法增强信度和效度；阐释主义者认为不能将观察者与信息相分离；而后现代学者则认为，研究者都在构建自己的现实，证明某个观点“真实”与否是无用的。

必须承认，在任何民族志分析中，研究者所面临的信息被“翻译”了无数次，并且包含着不同的偏见。所有信息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偏见。Michael Schnegg认为，为了超越这一点，人类学家可以借鉴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提出的总体思路，鼓励一种类似于阐释学的方法来理解世界本身与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需要诸多材料：线人及其提供文本；收集文本的环境，包括学者本身；获取文本的感觉与方法；文本生成、分析的特定学术背景。通过比较和交流研究者所做的种种陈述与阐释，并将其与其他感官获得的信息相结合，可以让研究者理解知识结构、感官等等，将其融入到解释中，并最终通过评估偏见来把握它们之外的世界。

所有这些讨论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即知识是经验性构建的。在经验建构中，最重要的分歧是理解与解释。Stegmüller认为，二者并不是两极区分，与“解释”形成有效对比的是“描述”，而一种更新、更富有成效的方法论正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人类学家通过移情来理解行为者的主观意图，并在更大的语境下，将行为者嵌入在更为包容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解释之中。

在人类学的讨论之中，关于“知识”本质的问题与关于其局限性的问题密切相关。人类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证明某个文化现象是真实的，并提供更好的理论。因此，研究设计与方法论自然成为关键。MichaelSchnegg认为，通过使用多种数据、感官，确保文本、信息的透明度，反思人类学家和线人在“翻译”和理解中产生的偏见，可以改进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这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反思：研究者试图验证某个陈述的真实性，这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研究设计和方法。人类学认识论的争论源来已久，而方法论的这一思考将持续而长久地鼓励人类学家，反思知识生产阶段的种种偏见，加强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反思。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

《方法》一书的第一部分为“质的研究的理论背景”，在此，陈向明向研究者揭示了“质的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

质的研究是“一把大伞”，它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有时甚至是反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一纷繁庞杂局面的诞生正是因为其受到很多不同思潮、理论的影响，同时跨越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与近代以来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背景。

有学者认为，其理论基础可以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四个方面来探究。陈向明同样花费篇幅讨论了上述所提及的理论范式。同时，她借用Denzin与Lincoln的研究，为质的研究的历史发展做了一番梳理。

传统期（1900-1950）：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研究者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与研究对象间相互隔离，一般情况下，来自发达地区的学者长途跋涉，前往被研究者那陌生、怪异、“原始”的文化中，在千辛万苦后回到自己的文化中，讲述陌生人的故事。

现代主义期（1950-1970）：后实证主义为主导思潮，但各种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层出不穷。研究者们意识到需要从不同角度不断地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来尽可能地逐步接近真理。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强调规范化、严谨化；在研究内容上，研究者关注某些重要的社会过程与社会问题。

领域模糊期（1970-1986）：这以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地方性知识》为始末。多元的、解释的和开放的角度成为主流，不再存在一个具有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社会科学时代。

表述危机期（1986-1990）：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者们进一步感到语言表述中的危机，并对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学者们意识到，两个假设已经成为重要问题：研究者是否可以直接捕捉生活者的经历？在没有标准的后结构时代如何重新思考“效度”“信度”“推论”等概念？

后现代主义期（1990- ）：以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线性关系等现代科学的基本范畴逐渐被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连续性、断裂、突变等后现代观念所替代，人的“自我”呈现出零散、原子化和分裂的状态，在这一时期，质的研究更加多元，注重更多领域（特别是少数、劣势）的声音，也使用更加兼容的方法。

这些丰富多彩而相互角力的理论，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带来富有张力的无限发展可能。这一曲折的道路至今仍在不断蜿蜒之中。

也正因其多面、复杂性，陈向明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以一种包含式的态度尽可能使其成立。她为“质的研究”的定义列出了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质的研究产生于自然情境之下，丰富、复杂而流动的自然、社会情境是研究进行之处。在此，对个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才成为可能。这一传统同样包含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整体的、关联的考察。不仅要关注事件当下，也要关注事件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历史、社会、文化等整体背景知识的获取有助于对事件个体的理解，而其又嵌入社会整体情境，形成上文所述“阐释的循环”。

其次，质的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被研究者的个体经验和意义建构做解释性理解。这一理解同样基于研究者个人的“前设”与“偏见”而发生，因而研究者不仅要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及其意义建构，更要了解自身如何获得对对方意义的解释、这一解释是否恰当、确切。

第三，研究是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通常采用“即时性策略”，根据某时某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观察与互动。这同样提示研究者，在研究这一长期而动态的过程之中，不同阶段的研究方法、互动策略等都需要研究者进行细致的反省。

第四，从研究的基本思路来看，质的研究主要采用归纳的方法。研究者需要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自下而上的路线，从自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建构理论，并通过“深描”的手法以缜密的细节表现被研究者的文化传统、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方法下质的研究结果只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境。

第五，质的研究重视研究关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才使观察、积累、分析、解释文本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研究的伦理道德尤为需要重视。研究者不仅需要与被研究者建立良好关系，也要为其提供的信息做好严格保密，公正而恰当地处理敏感性资料。

对“质的研究”的定义剖析，自然离不开与“量的研究”之定义相联系。

表1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之对比

关于研究层面、研究问题等具体部分笔者有些不同意见，陈向明也为读者们留下一个有所回转的接口：“上面这种将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对立起来的方式可以使研究者更加清楚地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要注意不要人为地夸大两者之间的区分。”

在确认二者区分之后，自然也会产生一个疑惑：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两种方法结合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两大阵营长期的对垒、论辩之中，是否能孕育出一个“新生之物”？这一大哉问，正是《方法》一书的收尾。在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对垒的过往年间，学界始终关注着二者的异同与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二者分别被认为遵循“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路线，属于“软科学”与“硬科学”。两大阵营间的论战似乎隐含着一个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唯一的质量等级以及一套唯一的衡量标准。

从二者各自具备的长短处来看，结合有其在研究灵活性、综合性与研究成果的信度、效度之上的可行性。但结合的难度也一目了然：研究者是否具备相关能力、精力、研究条件？不同研究标准下如何评判研究的质量？结合方法的设计也同样被置于重重考量与困惑之间，结合方法如何成其为可能？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结合的愿景固然美好，但彻底消除二者的区分也不是学者们的意图。研究者赞同“综合”的说法，但是研究者同时希望保持两种文化之间的重要区别。与其将研究方法和文化同质化，研究者更加希望看到研究者成为双文化人。

所有的方法都属于我们

在《手册》主编Bernard看来，研究主题范围的扩大带来了越发广泛的研究方法的需求。新方法在特定学科内部不断发展，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人类学研究学者往往是新研究方法的采纳者、适应者，同时也为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Eriksen在《手册》末尾最后一章“公共人类学”（PublicAnthropology）中介绍了“公共人类学”这一概念。“公共人类学”的起源，正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和“他们”“研究者”“研究对象”这两组对立在当代已经站不住脚了，人类学家冒险进入各个领域，以闻所未闻的方式描述他们的研究主题（Eriksen，2015）。那么，谁可以合法地说什么？他们可以代表谁说？人类学家能为他们研究的社会做些什么？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人类学研究与所研究的社会和文化世界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在21世纪这个无国界的世界里，这些始终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难以回答。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学提供了理解世界实际运行方式的有力途径。从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研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自然也可以，甚或是也应该应用于造福人类。因而从广义来看，所有人类学都是公共的。

现在使用的“公共人类学”则指的是该学科中一套特定的实践和立场，旨在超越学院的范围，通过为不同的受众写作，在当地社区从事倡导、导向的工作，亦或是介入关于当代世界的痼疾及其对人类的意义所展开的长期、公开、跨国对话来实现。这一立场坚信，人类学不仅应该作为一种对知识的学术追求，而且应该作为一种工具，以实用的方式与世界接触。

公共人类学家的方法学自然面临着种种挑战：学术界内部语言对相关受众的“翻译”，研究议程的在地化、跨学科背景下学术范式、知识传统的转换，以及最为关键的，将研究者本人从等级制度、象征资本和学术生涯的惯例之中解放出来。

但沿着公共人类学的角度前行，不意味着人类学家应自觉有义务对非学术的读者群体而写作，也不意味着人类学学科应该代表某些特定的政治议程。

在20世纪末，陈向明给出了她对未来质的研究方法的预测：行动研究进一步兴盛，强调让被研究者参与到研究之中，将研究的结果使用于对制度和行为的改变上；更加强调对多元现实和多元意义解释的尊重，注意倾听弱小边缘人群的声音；研究者更加重视对自己的行为以及研究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进行反思；在强调多元的同时坚持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严谨性和系统性；研究的手段与构建现实的方式将受到信息时代高科技发展的影响。

在这20年前的预测中，陈向明与《手册》中作者Eriksen的观点隐隐有所交叉。后现代的多元世界观和世界性视野让各学科边界前所未有的模糊，研究者、被研究者个人的种族、性别、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也更加受到考量。人类学有潜力成为知识生活中的一门关键桥梁学科，一门处于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点的学科——文化、社会、历史、职业……也更是位于人类学家产出作品的学院与其研究所真正面向群体之间的十字路口（Eriksen，2015）。

也正是到了这一刻，《手册》的主题愈发凸显：所有的方法都属于我们。研究方法的不断推进、开拓，与认识论的辩驳相辅相成。主编Bernard在引言中有所提及：这部分可能与其说是一个结论，不如说是一个重新审视开头的邀请。质的方法与量的方法的对垒，不同认识论、本体论的辩驳，旧方法、新方法的更替，种种图景都无可置疑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此刻，正在发生着不同方法间更平等、更常见也更自由的对话，而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研究方法仍在继续向前。

作者：复旦新闻学院  李大武

编辑：方志伟

参考文献：

HandbookofMethodsinCulturalAnthropology. H·RussellBernard& ClarenceC.Gravlee.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