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5日，复旦人类学在志达书店举办本年度首次线下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黄剑波教授主讲，讲题为：玛丽·道格拉斯的圣经阐释及其文化理论。讲座由潘天舒教授主持，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朱剑峰教授、丁玫青年副研究员出席本次讲座。
一
讲座伊始，黄老师便抛出了本次讲演的问题缘起：人类学（乃至现代社会科学）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
曾论述这个问题的代表人物有萨林斯、吉莱斯皮以及查尔斯·泰勒。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一文中提到，现代人类学、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都具有一个深刻的神学传统。尽管人类利用各种事物满足自身的需求，尝到甜头，但人不可能比肩上帝，成为上帝一般的永恒存在。人在追求这种超越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达致这种超越，因而在根本上是悲哀的。吉莱斯皮试图从神学的角度思考现代性的起源，与过往以理性发展和思想解放解释现代性起源的路径截然不同。而查尔斯·泰勒在其巨著《世俗时代》中试图表明：现代性的起源与发展并非一个简单线性的态势，它是复杂的、多样的。此外，黄老师还提及历史学家Timothy Larsen的作品The Slain God。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表明现代的知识体系，都有一个所谓的“杀死上帝”的过程。也即现代理性知识的发展似乎必须与宗教、神学分道扬镳。
黄老师引用以上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人类学乃至现代的社会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社会科学既想摆脱宗教、神学的印记，但又无法彻底超脱成为一种绝对客观的科学。而Mary Douglas作为天主教徒和人类学家，这种双重身份更是我们理解人类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典例。
接着，黄老师开始讲解他对于Mary Douglas两本著作《洁净与危险》、《作为文学的利未记》的阅读体会。关于《洁净与危险》，黄老师着重强调了Mary Douglas针对这部作品所提到的“重大错误”。她对第三章“《利未记》中的可憎之物”的“可憎”二字重新进行了注解。初看“可憎”，我们可能联想到厌恶、拒斥、排斥。因为一些动物无法被明确分类，因此它们是危险的，需要归入禁忌一类，并被视作可憎。但是，经过Mary Douglas晚年对《圣经》的研究，她有了新的看法：伤害动物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可憎的。一些动物被列为可憎的类目，是为了保护它们不受伤害，保证它们的繁殖和丰产。
为何会有这般解释？这需要回到Douglas晚年的经历说起。她在80年代曾跟随丈夫前往美国生活，期间，她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来到西北大学的宗教系。尽管这里不是她的最佳选择，但她依然在这里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她向犹太人学习如何读圣经，希望以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理解圣经典籍。而正是这段经历，使得她意识到了《洁净与危险》中的“疏漏之处”，并在后来的再版序言中做出回应。
二
Douglas晚年转向宗教研究，因此《作为文学的利未记》是她在宗教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作。黄老师认为这本书的书名可以理解为“如何正确地阅读《利未记》”。因为这本书是以犹太人的阅读方式对《利未记》乃至整个圣经典籍体系做出阐释。
为何要重新解读《利未记》呢？黄老师认为，过往那种以《申命记》去解读《利未记》的方式，难以让人理解《利未记》真正想表达的内容。《申命记》有相当一部分在重述历史，《利未记》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古典法律书，它与同时代的律法书一样易被理解。《作为文学的利未记》的目的是重新将利未记和圣经中其他篇章复原为一个“完整的结构”，通常利未记都是以逐条进行的方式被阅读，律法条目对应着道德元素，或叙述元素，抑或卫生但并不对应它们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真正要读懂利未记，则要把它作为犹太文学的一种古典的、特定的文类来阅读，这一文类不是线性结构而是一种环形结构，通过一种环形结构来表达中心思想。这也是道格拉斯晚年对我们读书方面的提醒，她读书能读出新意来是因为她质疑原先的读法有问题。
Mary Douglas在这里提出两种思维，类比思维与理性思维。利未记是关联性文体，它通过类比建构文本，所以在利未记中，用的是类比的方式而不是争辩的方式，在这种类比的文本中如果出现对立很正常，因为这些对立放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是可以被包容的，例如“阴和阳”不是简单的两级，而是可以互相容纳生成更大类比的意涵。所以，只有在整个类比体系中才能知道如何解读其意义。
微观世界的思维模式利用类比作为整个形而上框架的逻辑基础，这仍然是同心圆结构，不能再认为解读其自身含义就能解读一个行为，在微观世界找寻含义必须将之放在社会生活中。道格拉斯在这里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因为他是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每个思维方式都植根于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玛丽·道格拉斯提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除非它被放在恰当位置上，这种恰当性是唯一能证明事物正当性的条件。”一个有名的例子，是鞋子如果放在餐桌上就觉得不对，放在鞋柜里就可以接受，我们有时过于强调事物本身的好坏，但是道格拉斯指出重要的是事物的位置，而这也与天主教中造物的秩序有关。在利未记中，善的概念是包容在正确指令里的，具有道德就意味着与宇宙保持一致，与创造的法则互相协作，来显示上帝的意志。
所以，黄老师强调在阅读《利未记》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犹太的传统文学中的环形结构，环形结构就是首尾呼应，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形，并在中间重复说明，中心论点被置于转折点或中心上。通过这种文学手法，整个利未记11章被包裹在一个以只可吃能反刍的动物的律法为开始，以“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bring out/up-regurgitate在希伯来语中是反刍的意思)的耶和华”为结尾的一个框架里。在这里，“反刍”和“领出来”其实是对应的，以色列人被领出来（bring out）表明以色列人是属于上帝的，而牛羊反刍与以色列人被上帝领出来是对应的，是一种类比的关系。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言语恰当性的问题，因为只有洁净的动物和以色列人才被视为是神圣的。
三
Mary Douglas花了大量笔墨描绘各种类比:圣山、圣所与身体，并论述利未记是一个按照圣殿模型设计的神圣文本。利未记的解决之道是不许亵渎性屠杀。食用任何禁食的动物都有损身体健康。不洁动物仅仅是“于你不洁净”。这个“你”仅仅适用于以色列人。因此她提出“划分不洁之类，应该有利于物种幸存”。黄老师认为，理解利未记中的“不洁”的最关键的文本应是:“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申命记7:6)。这句话的意思是，“洁”与“不洁”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被分别出来。
道格拉斯分析了使得洁净规则合理化的万物创造和创世纪的语境，她在读利未记时是和创世纪进行对照的，将利未记放在整个摩西五经的系统。她认为利未记的作者满怀着对人和动物生命的虔敬态度，阐释动物尸体污染规则。“你们不应依赖他人的血”(利19:16) ，动物血和人血的规则是类同的。仪式化的洁净把上帝的秩序强施于他的造物。所以，不洁和憎恶并不等同。利未记中所说的“可憎”并不是讨厌，而是避免或躲避，是为了保护被列举出来的生物而立下这些规则。
接着，黄老师提及《利未记》中的秩序问题。利未记开篇所引的关于耶和华慈悲的诗篇，涉及了三个关键主题：Love, Order, Creation。“秩序”一词是理解的关键，而这与其天主教的神学，特别是与创造论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上帝的创造。这也是欧洲近代以来的自然法中的“自然”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多数人的讨论主要是看到其罗马法的传统，而遮蔽了天主教的这一传统。必须指出的是，天主教意义上的“自然”是比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更具包含性的概念，几可等同于Creation。
如果与《洁净与危险》相关联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到她所在书中谈到的主要是不洁净，这并不是对其核心关注的偏离。事实上，如果注意到她2002年再版中所提到的对自己的一个反思和批评的话，就能看出她事实上是强调就算是这种不洁净，实际上也构成了作为秩序的洁净这个更大的整体，而这也可以类比于杜蒙所说的阶序。一种含括性的阶序是天主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宇宙观，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天主教背景的几位人类学家特别强调群体。以洁净(purity)为例来说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指没有任何的杂质、偏离或污染，而是含括(encompass)了不洁(impurity)之存在的一种状态。其重点不是现代社会更注重的“纯”，而是在于其被创造意义上的“洁”、被分别出来的“洁”。
在这一框架下，洁净与危险、制度与风险、秩序与失序是对照的，这呈现出ordered universe，这里的制度是广义的制度，在她看来制度是一种思考方式。类比杜蒙所说的阶序，道格拉斯认为阶序是积极的、良善的、有益的，甚至是必须的，是创造意义上的秩序，是对人的保护，与现代人强调的自由平等是相悖的，这也体现出道格拉斯对个人主义与当代简单平等的批评。阶序的核心就是不同，而不是存在上下级的关系。
四
基于对以上的问题的回答，黄老师认为，作为一门现代科学，人类学或许并没有如我们自身所许的那么现代，也并没有脱离和超脱于孕育其发生和发展的欧美社会及思想传统。如萨林斯所说，人类学本身反映的乃是一种“西方独特”的人论，甚至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宗教根源和思想基础。即便这些学科如何试图用反宗教的方式来论证其作为“现代科学”的合法性，这种反对事实上也表明这一社会思想背景必须得到充分的认识。
总之，从这两个相隔三十年的文本，可以看出道格拉斯前后研究的变化。道格拉斯的天主教信仰深刻影响了其研究和思考。对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反映了道格拉斯作为天主教徒对新教的批判。有句话说“马丁路德废掉了一个教皇，但却产生了千千万万个教皇。”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直面上帝。
现代人类学和宗教传统的关系复杂：道格拉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对圣经的阐释和宗教经验直接影响了其研究问题；反过来，她所受的人类学的训练也会影响其对圣经的阐述和对天主教的理解。道格拉斯不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天主教徒，她对天主教也有不满的地方。人类学和天主教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势不两立，而是复杂多样，有不同的面向和可能性，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五
在交流与问答环节，在场师生积极提问，黄剑波老师对相关的专业问题进行了幽默又专业的解答：
何太皓：老师讲到“Matters out of place”中的Place代表位置、秩序或阶序，这在天主教的世界中是被划定的，正如《利未记》中的可憎之物，那么在我们大家日常生活之中，“危险”或“污染”的认知来自哪里呢？
黄剑波：这需要回到我刚开始讲到鞋的例子。鞋子在鞋柜里面是合适的，但是在餐桌上是不合适的，但在有的社会或许又是合适的。所以说，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会影响“place”或“order”的形成，至于其形成的路径，就是我们研究者需要挖掘的。这其中我们需要不断运用类比的思维，从《利未记》的文本类比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去看存在什么规范、约定等。
丁玫：就读法而言，是不是天主教的读法和犹太教是不一样的？想请教一下天主教徒的读法是什么样的？会用新约去解释旧约吗？
黄剑波：天主教传统的就是用新约读旧约，这种读法是用一卷或者后一卷去读，所以要回到犹太人自己如何读这个问题上。对天主教传统来说，新约和旧约一起构成了神圣经典。
胡凤松：想问老师玛丽.道格拉斯前后理论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个人感觉《洁净与危险》比后期的“纠正”更有解释力。还想问一下老师最近在做什么研究？
黄剑波：理论没有过时或者不过时的限定，不一定后来的就一定比原来的好，我们还是看它的解释力，我们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思考其思想的变化，但是不一定要全盘接受。我目前和其他几位学者在一起做关于修行的研究，包括周易，在思考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文本的。
杨榆楠：想问老师道格拉斯强调的天主教的社群具体强调的哪些方面？她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位天主教徒还是人类学家？
黄剑波：后面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认为两个身份都有。虽然这个回答比较模糊，但是我不觉得一定要分出一个绝对的身份，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身份的。她在写作的时候没有直接讨论天主教社群本身，只是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发现她的作品中存在天主教的背景以及社群的相关影响。
唐沈琦：老师好，关于神创论和万物位置的合理性问题，老师如何理解当代世界范围内人和非人（例如动物、植物等）的关系？
黄剑波：这是生态神学的问题。很多左派会批判启蒙运动之后的宗教，例如基督教把人当作万物之灵，这一套叙事强大，有很大的解释力。从历史或整体角度来看，其实有更多的研究是处理人和非人关系的，并不一定把人当作世界唯一中心。对新教来说最重要的隐喻就是伊甸园，现在很多生态神学的处理就是希望回到伊甸园的状态，狮子和人和睦同居的状态，包含社会关系（人和人的自然相处）以及人和非人的相处，包括人和自我的关系。至少有这种可能性的。个人认为，我们理解的希腊传统比较多，对希伯来传统其实理解不够。
潘天舒：在上海还是有条件的，40年代上海存在犹太难民的避难所，至今留下了很多地方。犹太的新年，有一个点就在上海。虽然犹太教不是被官方认定的，但是很多会堂、场所是在恢复的。
李欣欣：玛丽.道格拉斯用二维四分的文化类型做了一个量表并应用到实证研究中。想问老师怎么看待人类学的风险文化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价值？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理论运用到当下的风险问题能否与我国传统的观点相对话？
黄剑波：她的文化分析可以说是人类学和政治学、经济学一个很成功的合作。我很支持这样的尝试，后期量表的研究我读的不多，不好做评论，但我觉得尝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中国的语境下，我认为可以做，可以进行对话，国内有一些老师就在运用这个理论写文章，例如有老师在研究云南边境问题，还有老师在用风险感知理论研究疫情的问题，我觉得写的蛮不错的。我其实有想过，但我觉得没有直接做田野研究，不敢写文章。
在讲座的末尾，众多师生一起合影留念，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黄老师的精彩讲演。
文字：方志伟、杨榆楠、张冀、何太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