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亲昵》的汉译本问世了，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激纳日碧力戈和他的团队为翻译本书辛勤工作。此时恰逢我在殚精竭虑地学习普通话，以求达到某种适当水平；此外我和纳日教授有过内容丰富的交流，讨论一些段落的确切含义，这让我更多理解了他们承担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也理解了我们各自的语言不易互相传通的那些地方——这是通往这两个语言共同体文化亲昵区的一条路径。与他一道工作本身是教育，密致博通，精巧入微。
这样的工作显然需要大量时间，要组织不同译者，也要开展知识交流，它本身成为翻译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我肯定，这个汉译本将会是《文化亲昵》用数种语言尝试的最佳译本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时光流逝，新版本——保留了原来的主标题，副标题略有改变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and the Real Life of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已经先于这个汉译本出版了.
这种滞后有一个好处：充满好奇的读者先从这个译本理解我的一些思想，然后可能会有兴趣探讨这个新的英文版，由此体验本人理论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理论是充满活力而非静止不动的思想体系。我认为，理论总是在跃动，总是能够根据新的事实、辩论和经验来得到调整。就此而言，新内容包括我完成的自己第一个亚洲项目——研究社群团结及其与市政当局及民族国家的关系——和评论——来源于我新产生但不断发展的对现代中国文化动力的兴趣，来源于重要的中国社群民族志的出现以及他们自己的文化亲昵经验——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在运用本书包含的思想。阅读和讨论这些日渐增多的著述，关注这些著述带来的理论发展，这是令人惬意的。
此外，我对理论和民族志的个人兴趣的发展，也与一种日益增长的意识——文化亲昵理论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有关国家的理论——同步。相反，它涉及任何种类的机构——这个类别例如可以包括运动俱乐部和运动队、基督教堂和清真寺、亲属群、企业、律师行、医院和信用社。所以这是关于任何层面任何规模的机构实际上如何运转的理论——所以在新英文版的副标题中包括了“现实生活”(real life)。
所有的机构都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它们提供服务，满足其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真正需要。这些服务需要规则——法律和官方规定的行为准则。随着时间推移，如此之多形式的规则被推出，变得有问题，因为规则越来越互相抵牾，或者变得过时却又难以重塑。不过，人并非只在机构里待着；他们还管理机构。这些人——职员、官员，不管你叫他们什么——必须发展出一套应对出现的复杂情况和矛盾问题的实用方法。此外，他们知道公民们完全知晓这些困难，也知道常常做出某种妥协是必要的。
长期存在的机构是由那些明白这个道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持耐心和宽容态度的人管理的。一句话：虽然没有机构能让人无视它的规章制度（确实没有公民愿意在这样的状况中生活！），也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同样严格执行它的所有规章。整个机构会在由此产生的僵局中垮掉。于是我们就可以定义有效的官僚：他可以聪明地解释规则，决定何时可以变通事宜，又不造成多余的困难，给机构和公民或服务对象双方都带来方便。同时，官僚必须制造印象，他的解释是应对规则的唯一办法，从而保持对规则本身的尊重，维持其权威不变和未被挑战的印象。我在更早的著作（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ifference 1992,现在也有汉文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中曾详细论证了这个观点。从这个方面来说，结果主要取决于有效操作（performance）。
普通人注意到这种灵活性，他们也知道，即便并非免罚，也可以经常有点小违章（太出格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它会暴露机构本身的结构性困境），至少存在某种保险：官员经常会视而不见，甚至给这种违规一点小纵容。它涉及在不守规矩和犯罪之间走钢丝——或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在可接受的关系手段和不可接受的腐败行为之间走钢丝。一些操作彻底搞砸：例如愚笨的贿赂企图，几乎总会导致被判入狱，在社会上丢人（diuren）现眼。其他操作让机构和个人都能够在日常管理领域“蒙混过关”，不然这种日常管理就会陷入泥潭，被繁纷复杂、极其僵硬的规则卡死。
2012年《文化亲昵》主译纳日碧力戈教授在旧金山美国人类学学会年会
与作者Herzfeld 教授初次见面
那么，如何协商出这样的时刻？我认为操作的理论模型——尤其是社会诗性的理论模型——可以前来救驾。因为我们需要解释这些安排究竟如何奏效？我们也需要明白机构为何似乎会对我们恰恰认为它们会严加惩处的那些东西示意放行？例如，教会显然会接受神职人员中的某种程度的性行为失当，不过总是需要交代清楚，这样的行为失当不能过头。他们也眨眼示意，默许诸如骂脏话之类的小过失，前提是这能让神甫和社区建立感情联系——不过，同样要求口味不要太重，以至于彻底激怒他人。明白底线在哪里——明白体制内在某一时刻的容忍度，知晓它在哪一点上会增加或减少——要求所有相关个人灵活掌握。恰恰是针对这些操作的掌握及其成败，我建议通过“社会诗性”的棱镜予以分析。
如我在本书中经常提及，这个方法为我们增添了优势。虽然社会诗性关注具体交往中的细节，但这些交往中发生的变化可以积少成多，可以成为我们所说的“文化变迁”。例如，这种形式的变化会出现在考古学记录中。长期以来，在人类学对于临场细枝末节的聚焦与考古学和“大历史”记录的宏大文化转型之间妥协一直是困难的。社会诗性通过探究在机构文化亲昵区内明显违反正式规章制度的行为如何被容忍（甚至乐于见到！），使我们能够用迄今罕有人尝试的方法，将国际区系（scale）和历史区系链接起来，不仅能够记录文化变迁，也能够真正加以解释。对于诸如中国这类复杂社会的分析者来说，这种方法论优势巨大，应该能够促进社会人类学者、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以及其他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文化问题的学者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
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来源于我在另外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的早期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同样据称拥有古代文明遗产的国家：希腊。虽然规模上的差别是巨大的——例如在人口方面，上海人口几乎等于希腊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我们不应当夸大其重要性。重要的共同点也是存在的。例如，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古老传统，但都在型塑现代民族国家之初，因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干涉而经受耻辱；所以两国都纠结于在避免文化上的耻辱永久化的前提下多大程度上效仿“西方”的问题。中国经历了从一贫如洗和愚昧无知到高度繁荣、公民教育普遍提高的过程；尽管最近希腊与全面掌控的欧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也同样取得了适合自己运作规模的发展。对于我们努力理解两国公民如何及为何有时似乎要回头看看“西方”如何反应，有时甚至效仿他们认为可欲求的“西方”模式，这些事实当然重要。当然也存在巨大差异，这是肯定的——但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发现这里描述的希腊经验具有比较意义上的丰富启发。至少我希望如此。或明显，或隐含，人类学永远是一门比较的学科；希腊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一些可供学习的重要经验。
无论如何，本书“不单单是关于希腊”。它涉及我们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一系列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本理论书而非民族志的原因——我当然依赖大量的民族志个案（尤其我自己的民族志经历）。希腊是一个小国，不错；但它的相对无足轻重却和据称祖先拥有的文化的重要性如此不成比例，这本身就让我们感到好奇：是何种地缘政治过程造成希腊这种奇怪的矛盾地位？关于全球舞台上的文化动力，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希腊人积极为他们的文化亲昵辩护的原因，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他们认为将会被无同情感的外人感到和看到并予以鄙视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它又能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泰国人、土耳其人、尼泊尔人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有中国人，可以像在希腊脉络中那样，从这些问题的严肃探讨中获益。
希望这个汉译本将会引发讨论，我热切期待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世界中；我希望本书将为我们能够成功应对这种复杂性贡献微薄之力。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
纳日碧力戈 （译）上海，2016年10月
复旦人类学 王佳蕊 编辑
Herzfeld，Michael. 2016.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and the Real Life of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