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1日晚19:00至21:00，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张敏老师进行了专题讲授，主题为“空间以及空间视阈下的老龄议题研究”。
“空间”（space）是张敏老师的研究议题中的核心概念。张敏老师对空间理论的早期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相邻学科的进展探讨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并从空间的视阈分析当代社会的老龄议题。
空间是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与展开的场所。现代人对于空间的“三维”认知，是非常晚近的知识产物。Spa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patium，意指“距离”（distance）或“延伸”（stretch），是一个二维的概念。中世纪晚期，将空间指称为“容器”（container）的用法开始出现，并开始产生近似于“场所”（place）的理解。笛卡尔进一步将spatium的意涵衍生为长、宽、高三个维度，由此奠定了此后有关空间的现代意义上的理解。空间的现代性理解在人类学的脉络中是一个重要议题。人类学是有关于他者的学科，它关注的是区别于“自我”的群体，对自身之外的文化形态或族群，即所谓“他者”的想象。这种想象一直存在于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之中，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开始，就有对异文化的记载，这些记载充满了好奇和想象。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让人类从技术上突破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的限制，开始去探索外部的、遥远的地理位置，旅行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工业革命使关于空间的理念和实践陡然增多，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和宗教改革纷至沓来，大量的航海日志、旅行散记乃至殖民文件，都促使人类学的发轫与成型。在发现多样性的文明后，维多利亚时期的“扶手椅中的人类学”试图对不同的文明进行分类与排序，并试图构建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超有机体理论和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向着一种特定的方向发展。这一观点贯穿于泰勒、摩尔根、费雷泽等人的论述和研究之中。例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发明作为划分社会阶段的标志，构建人类社会、氏族、婚姻以及财产的发展进程。弗雷泽在《金枝》中将人类思维的基本发展过程总结为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线性历程。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进化论关注人类的总体发展，而非某一个具体社会或具体文化的内部运作；强调人类心理能力的一致性及其对文化进化的决定性作用；试图通过 “文化残余”、“文化类比”等方法，把不同的文化现象加以分类、分析与排序。德奥的文化传播轮则是另一种研究方法，强调各种文化是从中心向周围扩散传播，导致了文化的接触，引起了文化的变迁。通过回溯这两个早期的人类学理论流派，并从空间的视阈来理解进化论和传播论，我们会发现，进化论和传播论本质上都是在回应近代以来突然发现的、不可回避的、多种多样的欧洲以外的文化存在。表面的分歧背后，进化论和传播论都在回应全球性的历史过程。费边在《时间与他者》中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时间的自然化”，把历史时间视为和物理学的单性时间相一致，《想象的共同体》中也有对线性时间的论述。早期人类学共同假定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各类文化的分类与排序，区分了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对照。社会进化论将空间上所遭遇到的文化多样性纳入到特定的时间序列之中，把不同文化视为同一时间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传播论则是对文化的多样性在空间维度给出解读。因而，对空间的关照，从早期的人类学阶段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潜在的论述形式与理论视阈。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正式确立其作为独立的现代学科的地位。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关注从宏大的全球视野转向更为具体的、历时性的单位。空间从全球视野中人类文明传播的轨迹转化为经典民族志研究中盛放文化的容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库拉圈进行考察，库拉圈是一种具有跨部落性质的礼物交换形式。用于哭啦交换的核心是项圈和臂镯，它们在封闭的循环圈内沿着自己的方向相向运动。在这种交换中，没有人会长期持有一项物品，但库拉伙伴的关系却是终身的，即遵循“一旦在库拉，永远在库拉”。库拉亦是一种间隔一段时间就要酬报的回礼，具有非等时性。库拉还涉及到一些独木舟的建造，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了技术、巫术以及整体的社会组织。出于一定的心理需要，社会成员投入库拉圈，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当我们从空间维度来解读库拉圈时，我们会发现，库拉营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和场所，而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个体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延展出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因而，在库拉圈中，空间是文化形态和社会关系在其中发生和展开的容器。另一个例子便是我们熟悉的努尔人。埃文斯-普理查德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无集权的社会，秩序如何存在。在努尔人的世界中，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捕鱼以及园艺，人们与牛亲密且共生，雨季和旱季，高山与草地，人群的集中与分散，政治上实践对立裂变制和世仇制。因而，努尔人的社会在时间上划分了生态性与社会性的时间节律，在空间上则划分了政治距离、一般距离以及个体的社会范围。努尔人的社会有自然而然的政治生活，无需培育出国家机构，拥有自身的秩序与动态。从空间维度来理解早期人类学，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上半年的人类学主要关注群体的社会生活和空间秩序的关系，空间往往以静态且均质的承载文化的容器的形态出现在研究视野中。在这样的知识传统下，作为田野实践的民族志聚焦于“亲身观察土著的原始材料”以及“提供完整而适当的土著文化图景”。民族志写作相应成为“场所塑造”（place-making）的过程，旨在呈现空间内围绕特定主体的人与物的生活世界。这样的传统也为日后有关“写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埋下了伏笔。
1950年代以来，空间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含义发生根本转变，空间不仅是影响行动者日常行为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空间日益成为人类学领域独立且极具活力的关键性议题。这一时期，人类学对空间进行跨学科的理解与阐释，包括段义孚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以及列斐伏尔、福柯和布迪厄，都对人类学的空间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学说。从“生产”的概念出发，列斐伏尔将空间界定为一种动态的、不断被塑造的过程性产物。列斐伏尔主张空间绝非中性的物理存在，其本身是人们脑海中既有思维模式的产物，并提出空间生产三元理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生成、使用并感知到空间的存在，生成的空间还会进一步促发生存于其间的行动者的认知，进而引发有关该空间产物的不同想象，此即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与之并行的是专业人士所设计的主导性的、理论化的、技术性的体现意识形态即主导秩序的空间，也即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空间的第三维度体现在生活于其间的个体经由想象或象征性地使用物理空间来挑战甚至对抗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体及话语。个体进一步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于其所生活于其间的空间，故此又生成了空间生产的第三个维度，即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这三个层面并不具有先后次序，而是同时存在并呈现出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空间绝非全然决定行动者的行为，空间本身也并不能够行使能动性；相反，是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在空间中或者经由空间表达其能动性。布迪厄则更关注空间的象征意涵，关注的中心转向呈现既定空间秩序与象征的动态关联，特别是不同群体对空间的分割、占有与使用。福柯对空间的论述则开启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福柯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权力的存在即暗含空间的存在。权力的存在本身也即空间生成的过程。因而，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领域形成了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被视作规制（conditioned）社会交往以及行动发生的环境的关键变量，但也逐渐演变成独立的分析单位，被赋予日益重要的分析价值。受上述理论的影响，康德意义上的抽象空间概念日益演变为复杂、动态以及关系性的构型（configuration）。空间不仅只是消极的容器或者人类活动的背景板，而是人类具身性的社会活动互相缠绕并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新空间的过程。
1990年代，人类学对于空间的关注从文化的空间维度日渐转向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特别是空间被生成、构建与想象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生产者所持有的立场、价值以及意义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关于空间，存在三种阐释路径。第一种是政治经济空间（political-economic space）。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属性，即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到物理空间的分层与分布，特别是空间、身份与差异三者之间的交叉与交汇。第二种是诗性空间（poetics of space）。从个体的视角进入，分析生活于城市中的个体如何理解自身所生活的空间的文化意义，以及如何策略性地将物理空间化为己有，溽化为个体空间。第三种是身体空间（embodied space）。身体是人类空间体验的基本单位与社会文化要素发生作用的基本空间场所。
如今，空间可以作为方法论工具来回应诸多重要的研究议题。教育人类学也正在经历空间转向。传统研究关注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民族志研究开始转向有关“教育机构的地理学”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空间过程的考察。在城市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空间如何因宏观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而呈现出现有的样貌，以及城市的空间范围内不同层级的空间的使用。
空间视阈正在成为探讨老龄议题的重要维度。老去、老化或变老（aging），是人类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老龄化的背景之下，不同群体如何老去，老去对他们的经历和意义生成的影响，如何提高老年人群的生活的福祉，都是亟待探讨的议题。以空间作为理论工具，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重新理解老龄议题。从宏观角度出发，“在地老龄化”和“移动中的老龄化”是一对关键的议题。在地的老龄化涉及到国家间的、国家内部的、城市内部的老龄化。对在地老龄化的研究中，人们基本上关注两类老人，一类是留在城市当中、自然老去的老人，另一类则是农村的留守老人。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两类老人一般处于“不动”的状态。当然，老龄化老去的过程也可以在流动中发生，这种“移动”的老去状态一般涉及两类老人，一种是季节性的移动，即所谓的“候鸟老人”，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发达区域较为常见，他们往往在每年的冬季去南部的佛罗里达度假，在那里便出现了很多老年人社区。近年来，这一现象在中国也较为普遍，许多东北地区的老年人会前往海南度假。另一类则是老人在退休之后移民至其它国家。现在有新进的研究发现，日本的一些老年人退休之后，会前往印尼等国家安度晚年。此外，处于“逗留”状态中的老人，即“老漂族”，也需要被关注。老漂族往往是“五零后”、“五五后”以及“六五后”，常见于教育程度较高的职业白领家庭。他们为了关照自己的成年子女，或帮助照看孙辈，随子女一起迁移至城市居住。从老漂族身上，可以看到老年人身份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基于传统观念，老年人兼顾了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动态身份；另一方面，老人助养孙辈的深度和广度正在加剧。从中观层面来看，在地老龄化涉及老年人在城市中的分布问题，移动中的老龄化则涉及到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融入与适应的问题。从观层面来看，老年人的空间使用构成了适老科技的应用场景，包括小区周围的环境、住宅内外的设施以及住宅内部的条件，都是构成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科技最后需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情境当中。
最后，张敏老师倡导创造有关老人的“有温度的空间”。从政治经济空间的维度，关注老年人所身处的空间的不平等，以政策积极介入与改善；从诗性空间的角度，强调空间使用过程中的意义与能动性；从身体空间的视角，倡导适老科技建立新的指向，制造有温度的空间。
*张敏，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1日任远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博士生唐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