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1日下午14:00至16:00，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进行了专题讲授，主题为“信息化发展和构建智慧老龄社会”。
任远教授对老龄议题中所涉及的人口学概念进行辨析。“老化”（aging）的概念存在诸多含义，它不仅用来描述个体的老化过程，也用来描述人口总体的老龄化状态。人口学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老龄化是一个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总人口平均年龄增加的过程。在定义“老年”时，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年龄段划分标准，例如，发展中国家往往将60岁以上的人口划分为老年人口，老年的概念一般与人的预期寿命和社会体制相关联。任远教授区分了“老龄化”、“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等概念。在人口学领域，一般认为，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或者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便被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7%至14%之间的社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14%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老龄化概念被用来描述人口的变化过程，老龄社会概念则被用来描述人口的形态。当代中国社会，随着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使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由于死亡率的下降，使得寿命得以延长；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出生人口的比例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老龄化。因而，老龄化是人口变动的结果，具有不可逆的特点。此外，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老年问题，而是整体年龄结构变动的问题。老龄化存在两种形态：由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老龄化被称为“底端老龄化”；由死亡率下降所带来的老龄化则被成为“顶端老龄化”。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始于生育率的下降，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死亡率的下降将加快社会的老龄化速度。197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使得中国在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过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3.8%，按照这样的速度，预计至2021年，我国将步入老龄社会。因而，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老龄社会是基于人口老龄化所隐含的不可逆的人口内在规律的结果，并会随着老龄化的持续，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乃至超级老龄化社会。
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由生育率和死亡率内在驱动的人口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但老龄化的时间节点和转变速度存在差异。17世纪以后，欧洲进入工业化时期，至1950年代，欧洲完成人口转变。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人口转变速度则较为缓慢。然而，有些学者则持有不同观点。部分学者认为，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人口转变，20世纪末，中国将完成人口转变。以各国的人口转变经验来看，人口转变往往将带动人口老龄化。在人口转变较早的欧美以及日本等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在人口转变较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则较低，但可能速度也会更快。总体上，全球人口处于不断老龄化的过程中。联合国预测，1950年至2100年，全球人口将持续处于老龄化状态。1950年至2050年，中国也将持续处于老龄化状态，人口老龄化内生于人口转变的过程中。2000年，中国开始老龄化，老年人口比率超过7%，2020年，老年人口比率达到14%，在20年间，中国完成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从人口形态来看，中国已成为老龄社会。同时，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中国社会的老龄程度在不断加深。基于1953年至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也在持续上升，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老龄化水平在持续提高。导致这一人口形态的原因可能在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转变。1950年至2010年，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代以后持续下降，导致青少年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产生底部老龄化。1800年至2000年，死亡率也在下降，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目前，预期寿命已高达76岁，形成顶部老龄化。当今中国社会，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也受到历史出生人口波动性的影响。由于战后的和平，1962年至1975年，曾迎来人口增长，这些增长人口则直接对应当今的老龄人口。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的人口形态和经济体制带来压力。因此，积极应对老龄化被部署为一项国家战略。2022年至2035年之间，国家经济体制需要对此做出足够充分的应对。作为后发老龄化社会，中国可以借鉴先发老龄化社会的经验，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作为后发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老龄社会存在自身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在于，中国老龄人口规模庞大。基于人口学预测，2050年，中国社会将存在4到5亿的老年人口，形成超大规模老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超大规模的老龄人口，既能对国家社会与经济制度形成压力，也能形成独有的社会条件，形成充沛的老年人力资源。第二个特点在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世界其它老龄化国家更快。从1970年至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的年增长率预计比世界的平均年增长率更快。第三个特点在于，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不平衡。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引发了老龄化水平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别在扩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更低，农村的老龄化更高，而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大规模的年轻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导致农村的老年人口更多，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去应对。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口的人口特征背后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2015年，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数量达到4063万，老年人口中空巢老年人比重高达51.3%，在空巢老人中有一部分老人处于独居状态，部分由于配偶死亡，部分由于配偶随同子女迁移至其它城市，帮助子女抚养第三代，从而形成家庭成员的分离。因而，超大规模的、快速的老龄化过程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国家的人口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积极应对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养老服务体系，鼓励老年人口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发展“活性”老龄化，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其中，技术进步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有效的工具。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技术进步和老龄化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技术进步带来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从而引发人口老龄化。因而，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构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进步）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新的工具。在第三波技术革命和正在到来的第四波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化发展的深化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解决办法。互联网和信息化提高老龄化社会的运行质量，提高老年人口生活需求和生命福祉，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技术进步将满足老年人口的具体需求。信息技术支持的智慧养老能够更好满足老年人口需求，为老年人口和不同人口群体提供便利、高效、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化和技术进步构造出在线的社会网络。互联网增强老年人口社会交往和积累社会资本。信息化也将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避免使他们和社会体系脱离，增强老年人口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增强老年人口的发展能力。通过满足老年人口购物、健康、交流、娱乐等各种需求，使老年人口的生活更幸福。
技术进步提升老年人口管理和服务供给。信息化使得老年人口行为和生活方式数字化，产生出大数据的信息。基于大数据和算法实现对老年人口的精准化服务，甚至是实现需求和服务供给的自动配置。带来膨胀和扩展的需求和服务。目前已经有丰富的智慧养老企业、智慧养老社区和服务基地建设等智慧养老实践。智慧养老主要通过技术服务的整合、服务系统的架构和管理服务体制建设，能使老龄事业管理和服务有很大提升，信息化的重要优势是促进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整合、优化。
信息化所支持的老龄化构成了一种智慧老龄化，能有助于建设一个智慧老龄社会。信息化在老龄化过程中的应用服务是建设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老龄社会也勾勒出了未来老龄社会的社会形态，可能也是解决老龄化挑战的发展出路。基于信息化和大数据的发展，可以推动和整合其他技术革命，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使智慧养老的能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任远教授也指出，虽然智慧老龄社会的建设存在较为广阔的理念与实践空间，但社会的现实状况与这样的模式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当前老年人口生活状况与各种适老技术可以提供的解决方案相比，也还存在相当距离，即技术在不断发展，但是老年人口仍然没有充分享受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智慧老龄社会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适老科技对老年生活的介入还存在显著的缺口，老龄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任远教授认为，现阶段老龄化发展主要存在三种“数字鸿沟”。第一，数字鸿沟首先表现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获得信息化服务的不平等；第二，数字鸿沟也表现为对于信息化服务的应用能力和使用技能的不平等。前者是能不能获得信息化服务的不平等，后者是会不会使用信息化技术的不平等。第三，数字化鸿沟也是“数字对人的鸿沟”，是信息技术应用所针对的人口群体有不同的目标对象和不同的效果。此外，也存在基于年龄差别的数字鸿沟。老年人口信息化服务的不平等是显然存在的。例如老年人口拥有电脑、使用电脑、接入网络服务、拥有智能手机等和更低年龄人口相比存在不平等。在信息化知识和技能上也存在不平等，包括经常使用的信息化应用，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触网”程度，以及对信息化的态度。老年人口代际性的数字鸿沟相当大程度是由于经济不平等所决定，同时也是教育程度和学习能力差别的结果。在老龄化过程中，数字鸿沟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农村的老龄化比重更高，而农村地区的收入保障及信息化服务水平更低，信息化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的城乡不平等。在不同经济收入群体间、城市的不同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口群体之间，也存在信息化服务的广泛的数字不平等。这种基于制度结构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了代际不平等和老年人口内部的不平等。
针对数字鸿沟的问题，任远教授提出老龄化社会应实践数字包容。信息化社会要求构建智慧老龄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使老年人口更好地分享信息化过程所带来的红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视减少数字不平等，减少信息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出现的数字排斥。需要采取一种数字包容的策略，支持老年人口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及支持老年人口深度地进入信息化社会。任远教授提出四种数字包容的具体策略。第一，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减少老年人数字排斥的基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和减少信息服务的费用，例如将数字信息服务作为免费的公共物品。将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公共设施，这肯定是未来信息化社会的努力方向。在信息化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城乡网吧的改造是值得探讨的，家庭中有线和无线网络的数字化改造也是可行的。利用数字化接口将信息化服务最为便捷地接入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老人，形成智慧家居、智慧社区，并构成信息化社会的基础物质环境。第二，提高老年人口的信息化素养和应用能力。增强老年人口的信息化素养，避免网络犯罪、网络欺诈，增强信息安全维护的意识。老年人口更为迫切需要的还不是能够联网的电脑和智能手机，而是需要知道如何使用信息化的工具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服务。对老年人福利和幸福感发挥影响的还不是“是否能”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问题，而是“是否会”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的问题。此外，社会需要实践文化反哺。需要建设一种终生教育的体系，帮助人口从中年以后就能及时跟上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步伐。在知识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知识快速膨胀的情况下，社会的教育模式需要开始从青年一代向上传递，由青年来教育父母和祖父母辈。这构成了一种向上代的知识教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反哺。子女对于父母的教育是一种新的家庭责任。文化反哺的责任也应该由社会性的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来共同承担，例如老年大学、志愿者的投入，等等，也需要加强“老吾老及人之老”的社会友爱。第三，构建智慧老龄化过程中的两种通道。信息化带来的智慧老龄生活的便利，很大程度上使智慧老龄化具有“退不回来”的优势。但是也仍然有一些老年人口确实因为知识、学习能力的限制，客观上被排斥在日益发展的数字社会之外，特别是高龄人口。因此，一方面要鼓励“六十岁学吹打”的终身学习，数字包容也需要避免信息化社会跑得过于极端，需要发展数字社会之外的数字包容。对关系到基础生活服务的一些社会部门，应该发展适应传统生活的两种通道，实现“逐步淘汰”和“尾部演进”。第四，不仅要老年人适应技术，也要科学技术的发展适老化。科学技术需要以一种适应老年人口生活方式、生活需求和知识能力的方式来设计和加以应用，能够简便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要基于老年人口的具体需求，得到构造、应用和发展。信息化技术的更好地应用，需要帮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弥合社会生活的鸿沟，才能支持科学技术的适老化。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1日任远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博士生唐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