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1日上午9:30至11:30，合肥工业大学*安宁教授进行了专题讲授，主题为“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构建”。
安宁教授对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老龄科技的实践前沿和规划战略进行梳理。安宁教授指出，人类正经历两个史无前例而又互相交融的潮流，一是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二是科技产品及服务的高速发展和扩散。多数发达国家正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在老龄化社会发挥作用的有效路径。1991年8月，荷兰埃因霍温召开“第一次老龄科技国际研讨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erontology），为老龄科技建立了研究框架。1997年，“国际老龄科技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Gerontology, ISG）在欧洲正式成立。老龄科技的目标在于，为老年人健康、舒适、安全地独立生活并参与社会，设计科技与环境。目前，老龄科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大的关注与支持。欧洲委员会和17个国家共同资助设立了“积极辅助生活计划”（Active Assisted Living Programme，AAL），预算约为7亿欧元，期限直到2020年。AAL致力于资助面向老年人市场的产品和服务项目。每个项目都由中小企业、研究机构和最终用户构成。自2008年以来，AAL已经资助了220多个项目，涉及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慢性病管理、社会包容、日常活动管理、以及提供非正式护理人员等多项服务。2019年，美国政府颁布的《支持老龄人口的新兴技术》指出，技术进步应对老人的诸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包括独立生活的关键活动、认知、沟通和社会连接力、移动力、交通运输、可获得医疗保健、交叉情景等。2016年，日本政府颁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Society 5.0”概念，该概念立足整个经济社会，着眼的范围更加宽广，不仅要对工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产业的生产性，还要提升生活的便捷性，应对少子化、高龄化以及环境、能源、教育、医疗、偏远地区生活等涵盖各领域的社会课题。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引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第四点强调，要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全面提升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平。
安宁教授指出，在老龄科技的研发和智慧养老的实践中，应关注“场景”的意义。所谓“场景”概念，一般指戏剧、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的场面。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场景”泛指情景，包括各类社会与文化情景。安宁教授以电视剧《都挺好》中罹患认知障碍的老人苏大强为例，指出研究者应关注日常生活中对老人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与事件，将其构建为具体的场景，并不断积累场景库，为老龄科技的研发与智慧养老的实践提供依据。
安宁教授分析了多个智慧养老的应用场景，包括认知障碍老人防走失场景，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热老年人就诊场景，老年人进食困难场景，中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干预场景，家庭养老床位场景。
安宁教授分析了构建认知障碍老人防走失场景的社会意义与具体实践。认知障碍老人走失的问题，已经成为老龄科技和智慧养老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养老机构，部分认知障碍老人容易发生走失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不仅老人自身的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也给机构工作人员和家属带来很大的困扰。现有的智能手环、智能腕表则存在老人不愿意携带、需要充电等不足，采取配饰、服装、二维码等方式也可能侵犯老人的隐私，以及存在长期使用不便等问题。因而，对于老龄科技和智慧养老的目标而言，亟需提出一种方便易用、老人接受程度高、成本低、定位准确、后台支持成本低的防走失解决方案。在居家场景中，主要关注轻度认知障碍老人出门后忘记回家或忘记家庭地址的问题，主要解决定位设备充电和设置的复杂性的问题，帮助老人克服不愿意佩戴的心理。在机构场景中，主要关注中度和重度认知障碍老人，解决老人抗拒佩戴设备、故意损坏设备的问题。安宁教授列举了美国SafeWander® “智能袜子”的老龄科技研发个案。日裔美籍青年Kenneth Shinozuka的祖父罹患认知障碍，频繁夜间游荡，导致跌倒和受伤。为解决这一问题，Shinozuka为祖父研发了一款“智能袜子”，通过袜子，在祖父的后脚跟设置压力传感器，每当祖父下床时，传感器就能检测到这一行动，并将无线传输警报信号传输至看护者的手机，从而提高认知障碍老人日常生活的安全性。 “智能袜子”个案的启示在于，把握和理解认知障碍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景，是研发老龄科技和实践智慧养老的关键。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热老年人就诊场景中，安宁教授列举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学生何伊在武汉的亲身经历，对这一场景的特征和问题进行分析。2021年2月6日，春节前夕，何伊住在武汉养老院的89岁爷爷突然高烧，被送到就近的蔡甸医院治疗。当晚十点多，老人初步诊断为间质性肺炎，接种消炎针，并被建议送进ICU观察。2021年2月7日，由于蔡甸医院设施有限，老人被转院至武汉协和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然而，协和医院并不承认前一晚在蔡甸医院做的核酸阴性报告，并表示拒收跨区发热病人。老人已经八十九岁了，需要重新向社区申报发热，再进行隔离，再送往医院，然而，老人病情较重，显然无法再拖延时间。何伊等家属将老人转院至同属一个社区的同济医院的门诊。由于蔡甸医院并非三甲，同济医院依然要求重新做四项检测，包括三项核酸检测和肺部扫描。由于前一晚有发热症状，同济把老人和其他发热病人一同隔离在一个房间里，直到六个小时后出检测报告为止。六个小时之后，报告和化验结果排除新冠肺炎，同济急诊医生诊断老人肺部发炎情况不乐观，建议住院。通过何伊一波三折的经历，安宁教授指出，在这一个案场景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疫情防控依靠社区网格化管理有漏洞。目前不在户籍所在地网格区居住的老人并不少见，特别是居住在城市郊区养老机构的老人。当养老院发现老人有发热情况，叫救护车送老人到就近的三甲医院，可能被医院以只接收本区网格内的发热病人为由拒收，耽误老年人治疗。第二，三甲医院对于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收治要求四项检测（三项核酸检测和肺部扫描），但对别家医院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持怀疑态度，特别不认可基层医院的报告，这一现状将延长病情的诊治时间。第三，医院对发热老年人隔离观察的安排不合理。当医院确认老人有发热现象后，必须进行六小时的隔离观察，旨在排除新冠肺炎病人的可能性。但是很多原先具有肺部疾病而发热的老人，其症状与新冠肺炎基本症状很类似，很难分辨，因而不得不与其他发热病人一同被隔离六小时。对本身身体免疫力弱的发热老年人，这一要求不仅对其病情和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而且也增大了其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安宁教授指出，诸多医学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数量多，老年人免疫功能弱，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和高危易发人群，新冠肺炎危重症人群中老年人居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老年人特别是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在生活、就医、照护、心理健康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热老年人就诊场景中，各地区对发热老年人就诊需要建立统一标准，规定执行细则，包括：第一，完善预约转诊服务。推进社区和养老机构预约转诊机制建设，以信息化手段推动发热老年人从社区和养老机构，到医联体基层医疗机构，以致到医联体核心医院的转诊，避免发热老年人在医院吃“闭门羹”的情况。第二，推动医疗机构互认检测结果。在提高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的基础上, 各地要结合本地疫情防控需要，制订区域内核酸检测结果互认的规定，明确互认的条件、有效期、医疗机构范围等，最大程度减少重复检测。第三，改善隔离设施，提高发热病人，特别是发热老年人，的隔离体验。重视隔离期间老年人心理调节，纾解焦虑恐惧情绪。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养老机构老年人就医指南的通知》指出，“老年人出现急性发热，如确无流行病学史，可先在机构内隔离观察，按一般感冒发热进行治疗。如机构内有条件，可完善血常规、肝肾功能、CRP等常规检查（或抽血送附近医疗机构检验）。”并且指出，“老年人出现新冠肺炎可疑症状（包括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不排除有流行病学史的，需立即执行隔离观察，并及时送医疗机构排查。”在这一过程中，机构在无流行病学史的发热老年人的诊前隔离的方案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针对老年人进食困难场景，安宁教授列举了Eatwell®创始人姚彦慈为罹患认知障碍的外婆发明特制餐具的个案。由于各种健康原因，许多老人的独立进食能力下降。与老龄相关的食欲、嗅觉和味觉的变化也造成老年人的进食困难。这不仅影响他们的营养物质摄取，对健康产生进一步负面影响，也给家属和护理人员带来很大困扰。其中，吞咽障碍是造成老年人进食困难的一大原因。姚彦慈在照护患认知症的外婆时，发现外婆进食非常困难：吃的比较少，且经常洒出食物和打翻餐具。基于外婆的遭遇，姚彦慈决定解决老年人独立进食能力下降问题。她研发了针对老年人进食困难的餐具，帮助增加老人对食物的摄入量，维护老人的尊严，同时也帮助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使老人进食过程尽可能轻松，并形成愉悦的视觉体验。
针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干预场景，安宁教授列举了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孙薇薇副教授在此次复旦暑期学校课程上所做的题为“中国农村养老与老年心理干预”的报告，结合老龄科技研发与智慧养老实践，对这一议题进行分析。包括景军与孙薇薇在内的诸多学者指出，我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老人，脆弱性和易损性特征明显。性别、婚姻、文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躯体健康等个体因素对老年人心理有显著影响。社会影响因素中，学者关注最多的是社会支持状况，积极的子女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有正向作用；但当前农村代际关系弱化使老年人心理健康面临威胁，代际关系松动与恶化甚至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频发，农村留守老人存在消极情绪的比例较高，老年人在家庭外也难以找到精神寄托。较高的综合性社会支持可促进老年心理健康，但农村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依然以家庭成员为主，社会疏离感较强，整体支持水平较低。在这一现实情况下，老年人存在诸多不同含义的需求：第一，老有所依的需求，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部分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生病期间得不到良好照顾，致使部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变得艰辛而凄凉。老年人在年老的时候，衣食住行等方面有所依靠，是一种最基本的心理需要。第二，表达情感的需求，情感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与周围人的联系日趋减少，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主要从家庭中获得情感支持。然而，部分农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由于长期与子女分离，从家庭中获得的情感支持是很有限的，缺乏应有的聚焦和关怀。农村老年人需要一个互相聆听倾诉，可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的对象。第三，渴望国家关注的需求，农村老年人们对国家有着很强的眷恋，希望国家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让他们安享晚年。第四，老有所尊的需求，老年人在自己能力、社会地位下降后依然有获得他人尊重的心理需求，这种高层次心理需求对老年人而言尤其重要。第四，老有所为的需求，是老年人自我实现心理需求的体现，是老年人最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当前，农村老年人生活单调、无所寄托的情况非常普遍。第五，期待体制精英的关注，在老年人心中，村干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同时，村干部也是跟自己熟悉和较为亲近的人，从村干部那里可以了解到很多惠民政策，很多手续也要通过村干部才能得到办理。因此，老年人期待得到村干部的重视，一方面是在村内部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支持村委工作的表现。第六，寻求群体认同，农村老年人渴望接触到跟自己相似的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获得认可和接纳，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孙薇薇和景军提出了农村老年心理干预的中国方案，即以“守门人”模式为核心的社区“分级干预”模型，主要内容包括形成以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科专家为核心的守门人培训团队；筛选并培训以乡镇村干部、村医、热心群众为基础的守门人团队；在守门人培训的基础上，建立对农村老人心理危机的社区“分级干预”模式。通过调查将老年人分为普通人群、临界点人群和高危人群，建立不同强度的预防和干预方法。“守门人”计划的操作方案可概括为：开展守门人培训(由精神科和心理学专家团队开展心理问题筛查、心理关爱等知识技能培训)，建立守门人督导机制，建立守门人与专家的直接联系机制，培养并督导守门人实施以下计划。计划包括：第一，向所有农村老人和所有村民实践幸福提升计划，科普与宣传健康知识，培育及倡导公共娱乐及体育活动，倡导养老敬老社会活动。第二，向临界点及高危老人实践养老守护计划，建立守门人与老人的联系机制、守门人定期走访机制、守门人定期开展老年活动机制。第三，向临界点及高危老人实践同伴支持计划，举行老年互助会、邻里互助组等团体活动。第四，向临界点及高危老人实践家庭幸福计划，邀请家属，特别是配偶与子女参与老年健康科普活动、家庭联谊会、家庭互助会。第五，向高危老人实践转诊计划，建立医疗转诊机制。
针对家庭养老床位场景，安宁教授对2020年上海市民政局在《上海市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清单（2020年版）》中所包含的“家庭照护床位远程支持场景”进行了探讨与分析。中国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2021年6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中国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模式，多数老年人倾向居家养老。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失能老人增多，家庭养老遇到了照护者精力、时间以及专业能力的挑战，甚至出现“一位失能老人拖垮一个家”的现象。高晓兵表示，家庭养老床位就是在养老服务改革中出现的符合基层实际的创新举措，有效做到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协调，符合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精神。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上海市民政局在《上海市开展家庭照护床位试点方案》中，提出了家庭照护（养老）床位具有的三个特征：一是以专业照护机构为支点，家庭养老床位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延伸服务；二是以社区为服务半径，确保及时响应和服务可及；三是以家庭为基础，满足老年人原居安养的愿望。许多老年人因术后康复、失能失智程度增加、经济条件受限等原因，迫切需要在家中得到专业的照护服务，并依靠远程指导等功能进行突发情况应急处理，使老年人家中的床位成为具备“类机构”照护功能的床位。家庭养老床位是中国养老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需要有多方面支撑。政策方面，有关部门需制定家庭养老床位的规范标准，把它纳入养老服务监管范围。还要很好地布局养老服务机构作为支撑点，并出台政策来支持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家庭养老。技术方面，需提供家庭养老床位的集成式智能化设备解决方案，要求设备具备卧床护理、离床感应、体征监测、紧急呼叫、数据回传、远程指导等功能；可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指导老年人家属开展日常护理和突发情况应急处理；体积小巧，安装简便，购买价格适中，年综合成本较低（支持租赁服务）。通过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必要的适老性改造，配置照护服务所需的护理床、康复器具、移动辅具等设施设备，安装离床感应、体征监测、紧急呼叫等基本智能设备，由服务团队定期或及时响应服务请求，上门开展专业照护服务。
*安宁，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高级会员。现任合肥工业大学“黄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士导师）。本纪要根据2021年8月21日安宁在复旦人类学适老科技暑期课上的讲座整理，整理者为复旦2019级博士生唐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