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周推荐文章的作者是爱丁堡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教授珍妮特·卡斯滕（Janet Carsten），卡斯滕曾在马来西亚和英国做亲属关系的民族志调查，并认为亲属关系实际上是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他们对最重要的“相关连结性”（Relatedness）的看法。此文是作者早期研究的代表之一,卡斯腾描绘了居住在兰卡威（Lankawi）地区的马来人同居共食的生活面向，揭示女性在当地社会的独特地位，思考生物事实下“血液”文化建构过程，提出了一种以包括饮食养育在内的“实质性分享”来透视亲属关系本质的观察方式，对亲族性别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Carsten的论述主要分为了家屋、炉灶、女性喂养以及兄弟姐妹四个社会事实，并用当地人使用的Semengat（灵魂）一词贯穿始终。
家屋是当地人生活的实体空间，但是却不是当地人的第一个房子——子宫才是兄弟姐妹的第一套房子：当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处于胚胎状态时就已经存在兄弟姐妹。（Carsten, 1995: 227）出生之后，脱落的胎盘必须用仪式的方式非常谨慎地埋葬和处理。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中被我们当作医疗废弃物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有生命价值的，甚至将其称为第一个“家”。
孩子出生之后，首先是母乳喂养，然后是通过吃炉灶上加热的食物发育，而这两者通过分享彼此的血液塑造了当地的亲属关系2。血液的共享有以下路径：在产前，母亲用自己血液在子宫内哺育婴儿；产后，母亲的血转化为母亲的奶来哺育胎儿，这个过程中母亲的奶转化为婴儿的血；喂食的过程使得母亲和小孩们之间存在极强的连带——在同一个房子的人吃同样的母亲的奶，即使没有血液上的关系，小孩子离开“生母”，只要吃这个家庭的妈妈的奶，也跟妈妈的家庭成员一样是有生物关系，通过喂食母奶，彼此之间有同样的纽带。（Carsten, 1995: 228）当断奶之后，孩子们吃炉灶加热的食物，食物转化为人的血，只要吃同一个炉灶上的人，彼此之间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Carsten, 1995: 234）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喂养的过程，当地的兄弟姐妹之间就有同样的血、同样的身体特质以及同样的生物连带，在血液的连续体中，他们完成了亲属的关联性。
他们认为的生命观——Semengat（灵魂）是生命的本源（Potency），是运行在宇宙万物之间，但是会具体化在某一些人、家屋、船和食物（等同于米）身上并被多种形式表达出来。这个生命的本源渗透在世界上又分化到每一个个体之中，他们之间的界限也是不明晰的，所以人和物之间也没有办法截然区分的。人在使用船的过程、人吃食物的过程都是相互的，并不是人客观地去消费物的过程（即把物当作一个客体）。人和物在互动之间互相影响、彼此存在。进一步讲，Semengat基本上是兄弟姐妹（Siblingship）的代表：“我的存在不是我个体的存在，而是兄弟姐妹关系的存在。”社会个体是兄弟姐妹关系的缩影与具体化，其所作所为都是互相影响的。（Carsten, 1995: 236）例如说，当孕妇进行分娩时，他们必须使用源于自然的主刀去剪断脐带，而不能使用金属刀（使用金属刀被认为会惊动了小孩子身上的semengat灵魂），这是因为胎儿的身体界限是不清晰的，胎儿被认为由父亲的种子和母亲的血液构成，当脐带剪断的那一刻，小孩子就具有了Semengat，这是宇宙间的力量。
最后是身体的界限问题：他们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于身体界限过于松或紧。小孩子出生之后就有了独立的Semengat，但是疆界不是有排他性的：“紧”就是有很多东西排不出去，“松”就是被外来的精灵来侵扰。当地人通过仪式的过程来维持身体的边界。例如，一位母亲生育完孩子之后如果生病，他们会认为是身体里面的不好的血液太多，导致身体太过于紧，所以会通过仪式的方式（如加热身体）来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在笔者看来，这一部民族志最为独特之处是它希望能反思乃至颠覆在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想当然的基于生物属性的夫妻关系和父母与子女的纽带关系。在Langkawi，夫妻关系是以兄弟姐妹关系为基础和原型。认同的建立是循序渐进的，它透过共享物质，透过女性的身体与活动完成。人就像是房子一样，同时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Individual），又代表了一组关系，是多元的（Multiple）。除了人之外，房子、船只、食物也有这样的属性，人与物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物的观念也是通过文化来界定，通过实践来界定。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自然和文化不是天然对立的关系，即使被认为是与自然紧密相关的生物属性，甚至也有可能被文化塑造。如果在不同社会之中存在如此之多的两性关系形式，婚姻形式也不应该被和简单的、任意地定义，这便是Leach在Polyandry, Inheritance and the Definition of Marriage的基本观点。Leach认为Notes与Queries对婚姻的定义过于局限，最好在“婚姻”类别下增加一些可供区别的子制度（Leach;1955: 183），接着他列举出了婚姻制度的诸多功能与权利——在父权或母权社会中，婚姻的功能截然不同，有的强调财富的占有，有的强调法律权利，有的更强调生育......他的论述仍然是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即使是将一夫多妻制，也是落脚到能够通过财产分配减少兄弟姐妹敌意的层面（Leach;1955: 185）。但就Langkawi的民族志来看，似乎这样的担忧有些多余，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共享同样的Semengat，是血液的连续体，他们的婚姻与经济法律权利未形成强烈的绑定关系，更不必说基于财产导致兄弟姐妹之间的敌意问题了。
人类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展以来，都预设和建构了一套亲属关系的范畴，即假定亲属（Kinship）是建立在生物性上的关系——两性繁衍生育所建立的生物性关系，是人类普同的自然连带，而社会文化属性是衍生于生物性的事实。在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主导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潮中，男-女、文化-自然的二元分析是一种较为主流的分析方式。在这一套二元对立的架构之中，男性与文化、公领域相对应，女性与自然、私领域相对应，而文化又优于自然、公共优于私人，所以男性优于女性。Ortner在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一文就具体讨论了男人/女人对应文化/自然的问题 。Ortner从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三个层面讨论女性为何被贬抑到“自然”的——低于“文化”的范畴中：在生理层面，女性的生殖器官、月经、怀孕等生理实践被认为更贴近于自然；在社会层面，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性别分工中被要求抚养小孩，而小孩子是属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抚养小孩意味着失去介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在心理层面，女性特质被认为是更加细腻、主观、受情感影响的，男性则更加抽象与客观。
卡斯滕笔下居住在兰卡威的这群马来人似乎就是对“男/女-文化/自然”框架的一个挑战。在当地最重要的关系不是男性与女性的婚姻关系，而是兄弟姐妹间（Sbilings）的关联，这种关联自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同时，人与物不存在清晰的界限，文化与自然也不存在割裂的状态，Semengat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仪式，这部关于马来西亚人亲属关系的东南亚民族志围绕“相关性”（Relatedness）一词论述，从东南亚的马来人的同居共食来界定“生物”和“社会”的认同，并试图向我们揭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亲属”不一定非得建立在生物事实之上。田野视角中所谓“血浓于水”的亲属关系本质也是值得反思和推敲的。即使看似一成不变的、具有极强生物属性的东西（如血液）也是流动的、为文化所塑造的“成为”过程（the process of be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