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rest对于慢性疲劳综合症[1]的讨论显然无意仅停留在疾痛叙述的层面，除此之外，影片亦对某种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长期遭受的暴力。长期以来，现行医学对于慢性疲劳综合症的诊断和研判不无某种暴力的属性，并经由这种属性的展开完成对自身权威的构建。本散论旨在试着对这种诊断叙事的编织、其所蕴含又外延于其外的暴力的形态及背后或许存在着的某种意识形态做出分析。
生理（physical）病和精神（mental）病的分类及其暴力
在计算机辅助扫描仪发明以前，慢性疲劳综合症一直被称作是病性瘫痪，而我们现在有了观看大脑的能力，可以看到那些巨大的髓鞘脱失的白点，因此，它从癔症变成了真病。
——DR.NANCYKLIMAS
患病的第一年，我感染了六次，我基本就是每天从床上爬起来，去上课，再回来躺到床上。我有去看过医生，他只是告诉我：‘你就是有点脱水。每个人都有压力大的时候’。……我去看了各种各样的专家：传染病的、内分泌学的、心脏科的，最后是神经科的，我的神经科医生诊断我得了转换障碍（conversiondisorder）。他说我所有的症状，即使是发烧，以及我服用抗生素抵御的感染，都是由某个年代久远到我甚至已经记不起来的心理创伤（trauma）导致的。
——JENNIFERBREA
我在医院连续待了四年，我当时处在半昏迷（semi-coma）的状态。医生们不知所措，护士们也让我弄得很沮丧，他们都认为我几乎没希望。
——JESSICATAYLOR
我看了十到十二个告诉我没有任何病的医生，我认为正是从那时候开始Randy（Leeray的丈夫）开始怀疑我的病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丈夫家那边的所有人自此开始责骂我：“哦，这是精神问题。如果医生找不到什么问题，那就是她脑子有问题。”
——LEERAYDENTON
Jennifer,Jessica和Leeray因为共同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而相识相知。患病时，Jennifer正在哈佛读博士，Jessica在英格兰的肯特（Kent）上中学，而Leeray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她们三人在得知自己得了慢性疲劳综合症之前的求医经历都不无坎坷，她们或是得不到医生的解释；或直接被告知患了某种精神疾病；或一度被医生说没病，却因坚持诉说自身的疾痛（illness）而遭致他人口中诸如“没病装病”或“脑子有病”的非议。
从她们求医时得到的这些诊断中，可以看到一对有关疾病（disease）的基本分类，即生理病和精神病的分类。长久以来，生理病和精神病的分类作为一种人们看待和认识疾病的框架，延伸到人们对任何疾病的印象、认识和理解之中，现行医学并不排斥这份古老的“常识”，反而将其作为一个环节，继承于自己疾病的诊断中，甚至在有些时候表现出对其必要性的肯定。在现行医学的语境中，这个分类存在的根据在于生理疾病的病因往往能被人们较为准确的发现，而精神疾病却似从来不能被证明。如Jennifer在影片中所说，“（对于精神疾病）我们只是给予了这些病症名称，但是我们不能找到生理的病源，但这不意味着就没有病因”。精神疾病由于其似（暂时或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被现行医学的方法证明的性质，其在病因上往往保有一份模糊和含混。
在批判哲学的层面，对这份模糊和含混的大方承认不禁让我们欢喜，因为它反映着理性主义对自身的理性反思，即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和承认。这种承认提醒我们理性不仅仅是一种解释的能力，让我们见证德国观念论传统中理性作为一种批判的能力的面向在当代的意识形态中尚未全然失落。
但在现实的具体图景中，对这份含混性的认识却包容了诸多的浅见，诸多的事实似在表明一种倾向，即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那些尚未被现行医学方法证明或找到生理病源的疾病划分到精神疾病的领域，并将那个并未找到的病因归因于患者自身精神内部。
在被诊断出慢性疲劳综合症前，Jennifer和来自丹麦的Karina都曾被明确告知自己得的是某种精神疾病。说Jennifer得了精神病的医生这样向她讲述其疾痛的根源——她如今所经受的一切症状都由某个年代久远到她甚至已经记不起来的心理创伤导致，而当给Karina看病的医生PerFink被问及这种后来被确诊为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症状究竟属于精神紊乱还是生理紊乱时，即便他在开始表示这个问题无法被回答，却又随即补充道，“精神医学的方法和角度可以最好的解释这个现象，而且有关精神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在这样的叙述中，似可见科学或理性所包含的批评的能力完全让位于解释的能力，即我们满足于用一些直接原因，可测量的原因来解释能这样解释的一切疾病，并将那些超出这些原因解释能力的疾病罢黜到“不可说”的精神领域。但如Jennifer所说，“我并不怨恨我的（做出精神疾病诊断的）医生。我知道他也是为了我好”，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错误诊断并非出于医生的恶意，却是出于医生的好心；不是出于医生的漫不经心，而是基于医生用他所能动用的最好知识和检测条件，进行在他/她看来最严谨审慎的判断。在这样的对立之中，我们不由得认为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客观暴力[2]，作用于疾病叙事诊断的叙事所在的系统中。
现行医学、科学主义与威权
癔症，这个概念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埃及人认为它是由失常的子宫导致的，希腊人则把病因归咎为性剥夺，弗洛伊德？被压制的记忆。……我们现在把癔症叫做“转换障碍”，我原本也被诊断是得了这个病。我一直听说有女患者后来被诊断为肌纤维痛、莱姆士病或红斑狼疮，她们一开始都被告知自己是癔症患者。……我们之前会囚禁有癔症的女人，如今我们仍然这样想，并这样做。
——JENNIFERBREA
有个病人来找我之前，受到过医疗系统的残酷对待，她病得很厉害，几乎精疲力竭。她没有任何抑郁症状，却要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她没有任何精神疾患，去要服用精神病药。……因为每个人都告诉她她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一定是她脑子出了问题，而我却告诉她她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她就很激动，很高兴，很快乐，因为她得的不是精神病。
——DR.NANCYKLIMAS
断言一个真正生病的人没病，即是对真正生病的人其自我疾痛叙述的否定。冠某个疾病以“癔症”之名，则是消解患者本人对自己疾痛展开的一切言说的根基。这种话语将承受疾痛的患者推向边缘，声称“癔症是病人自身无法了解的一种情感障碍”，它将疾病的原因推向患者自身深不可测的精神领地，却从未建立对疾痛的真正解释，只能依靠精神病病因的那份含混性，寻求自身所做指认合法性的建立，实质上完成对患者疾痛解释权的剥夺。
这种剥夺所导致的不只是患者本人话语失效下的“缄默”状态，还是医疗系统之外的带有旁观身份性质的大众对于现行医学权威性的信任追随与对遭受疾痛的患者本人叙述的怀疑和冷漠。比起患者自身不专业的诉说，医生的专业诊断显然更加让人信服。至此，这种话语经由其暴力属性的恫吓，其所剥夺的不只是患者自身疾痛叙述的内容，还旨在压抑患者自由地展开自身疾痛叙述的动机。
“就是我们得注意一下，如果你（看医生的时候）话太少，他们（医生）帮不了你，如果你说得太多，他们……他们就会觉得你得是精神(mental)病。”Jennifer在听丈夫Omar说这话时，正安静地躺在普林斯顿医院的某张病床上，等待大夫的到来。Omar期待着医生对妻子的疾痛做出一个诊断，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妻子作为患者对自身疾痛的叙述会影响到医生对于疾病的决策。当Jennifer在当时饱受这种“未知疾病”的折磨之时，这对年轻的夫妇寻求现代医学，希望它能够对自己的症状给出一个科学而精确的回答。但为了获得这种“科学”的解释，Jennifer似却必须在言说自身疾痛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似乎现代医学权威性的获得，不仅依靠其引以为傲的医学知识与精密仪器，还必须经由患者的配合、让步和妥协。
国家对这种权威性的承认使得一些执法机关展开直接的暴力行动获得了合法性。而这里使得宣判成立的叙事却遭遇着进一步的扭曲，在丹麦霍尔斯特布罗（Holstebro），卫生主管部门一度并不把慢性疲劳综合症作为生理疾病。他们（卫生系统的人）说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并展开威权主义的行动，他们派警察直接闯入患者Kraina家中将她强行“迁移”，将其安置在一个除了她的主管医生外没有任何人（包括其他医生）能和她见面的地方“治疗”，并以将患者监禁在家中暗室[3]的罪名起诉患者父母[4]，“他们对患者宣称：你症状是由你对你的疾病的错误理念造成的，你的父母沉迷于这些理念，这使得你一直患病。因此，把你迁移至他们的影响之外，是能让你好转的唯一方法。”Jennifer又接着说到，“我后来知道，在很多国家，医生们会把严重患者从家中迁移走长达数十年之久”。
上世纪八十年代，慢性疲劳综合症曾在美国内华达州英克林（Incline）村爆发，村子里出现了二百里症状相似的病例，当地医生对此束手无策，边开始寻求当代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forDiseaseControl）的帮助：
主管疾控中心对慢性疲劳综合症调查的WilliamReeves医生告诉媒体：一、这个问题不是由病毒导致的；二、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患者免疫系统并无异常，三、没有发生人员集群。所以当被问及塔霍湖（音译地名）爆发的病症时，他说那只是癔症（hysteria）。
“当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开始调查时，他们看了患者的数据，注意 到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是正常的，然后他们就去滑雪了，”Jennifer说。我们不由得看到，现行医学威权主义的非理性本质在于，人们给予医生极大的信任，而医生则给予现代医学科学的疾病检测以极大的信任。诚然，正是在这些科学检测的帮助下，人类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大大受益于此，但这仍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当相信当下的科学检测能力已经能够穷极这颗星球上已知或未知的全部疾病，因为科学的精神意味着对自身有限性的清醒和谨慎，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却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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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Unrest.JenniferBrea(Producer/Director),2014。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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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即chronicfatiguesyndrome,也被称为肌痛性脑脊髓炎(myalgicencephalomyelitis)或ME/CFS，是一种复杂的、使人衰弱的长期疾病。该病的病因和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2]齐泽克认为客观暴力是一种系统的先天暴力，它不单是直接的物理暴力，还包括更含蓄的压迫形式，这些压迫维持着统治和剥削关系，这种关系里面其实已经包括了暴力。（参见[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3]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症状包括某些感官会较患病前变得敏感许多，因此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常有畏光，害怕比较大的声音等表现，影片中许多出镜的患者都出现在暗室中。
[4]去年2月12日，我正在等Karina做好吃早餐的准备，这是我听到敲门声。……我开了门，五个警察站在外面。我被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我说：‘你们不能随意闯进一个有严重患者的家里。他们告诉我要么我开门，要么他们会破门而入。……我已经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KARINA的母亲
我正在工作，电话响了，我看到是Karina。我接了电话，她说：“爸爸，救救我，我在我房间里”。我想家里有麻烦了，我就跳上了车。当我开车赶到的时候。我看到了四个警察，他们全副武装带着Karina离开了，我们见不到她，一声再见也不许和她说。他们留下一张便条说她被迁移了，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甚至没被告知他们把她带去了哪里。……我总不能去踹开那间屋子（Karina被迁移治疗的屋子）的门。因为这正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我虐待她）理由来起诉我。……语言无法形容这种感觉。[擦眼泪]
——Karina的父亲
作者：李朝白
编辑：方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