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孤独感作为社会症候
从科学的角度，孤独感（loneliness）是指一个人渴望获得的和实际得到的社会关系不一致时，所会产生的负面情绪（Peplau & Perlman, 1982）。与当下疫情中常见的客观社会隔离现象不同，孤独感是一种主观社会隔离，它关注的是个体主观评估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陪伴、关爱和情感上的支持，而非提供社会关系的数量、社会交往的频率等客观信息(Kitzmüller et al., 2018)。
近年来，公众与政策制定者对孤独感的问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控制倾向日益显著。孤独越来越被当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仿佛亟需治理和干预。不少研究声称，超过半数的老人处于孤独之中（Nyqvist et al., 2017）。许多公共卫生研究试图说明，孤独感是老年人死亡的高危因素，它将恶化某些常见的躯体疾病，并很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精神障碍(Holt-Lunstad et al., 2015)。英国政府于2018年设立孤独部长一职，应对全社会尤其是老年人群的“孤独问题”，而日本政府也于2021年任命了第一位“孤独大臣”。
尽管孤独感的循证无法用客观的生物医学知识进行解释，其定义也强调“主观”，但这仍不妨碍孤独感与现代生物学和公共卫生联系在一起。统计学中的相关性检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孤独感与各种其他疾病，乃至身体在细胞层面的变化和现象的关系，都能在假设检验的框架下进行客观而科学的研究。在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中，孤独感可以恶化感冒、加速衰老和死亡、减弱抗病毒能力……数不胜数。在社会医疗化的语境下，这就意味着“孤独感从各种方面都不利于你的健康”，政府和个人都应当对其进行干预。于是，公共卫生专家通过统计学识别出各种诱发人群孤独感的“危险因素”，如丧偶、独居、失独等。只有存在这些“因子”，社会控制与干预才有对象和目标。这一逻辑还暗示着：随着社会治理的进一步落实，和某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参加集体活动，增加同龄人社交等）得到推广，人群的孤独感便势必得到缓解和抑制。
然而，“推广的健康生活”，所谓的干预手段，并非对个体最有帮助的缓解疾痛的方式。个体对于自身情绪问题的意义建构，乃至问题化本身，往往与社会控制者眼中的图景相去甚远。很多时候，也并非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孤独感潜在人群的疾痛叙事，而是那些私人的逻辑和诠释几乎不可能纳入寻求普遍化、标准化的致因-治理结构中；无论是精神卫生的运动式治理，还是强调人性化的照护与福利制度，都会面临个体经验与社会症候的鸿沟。
二、进入田野
去年夏天，我加入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的一个课题组，开展对上海市老年人孤独感体验与应对的质性研究。在街道和卫生部门协助下，我们抽选老人[1]参加调查，完成孤独感量表[2]与其他生命状况、负向情绪和认知功能等量表。随机邀请被量表识别处于孤独感中的老人参与后续的深度访谈。我与搭档一同访谈了40多位老人。
我们访谈的初衷是获得有助于完善社会干预的信息，寻找所谓孤独感致因的主题。但事实上，一旦对话开始，访谈的走向便不受我们掌控——有人聊起年轻时的经历，有人抱怨家附近的施工，还有人坚称自己压根不孤独，或者“你们的研究没有意义”……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大量文本被认为是冗余、无关、私人、难以归纳的，因而不得不省略，排除在结论之外——却恰属于重要的疾痛叙事内容。以下我将展示其中一位老人的故事。
三、疾痛叙事：重回个体经验
丁阿姨[3]，七十二岁，居住在静安区一个设施良好、并不以老年居民为主的小区。她年轻时下放农村，回到上海后当一名会计，退休后与丈夫居住在大约90平米的公寓中。三年前，丁阿姨的丈夫离世了，走得很突然，“今天还在烧菜呢，明天他就跑掉了”。谈起老伴的离世，丁阿姨嘴上说着没事，却忍不住抽泣。其他时候，丁阿姨的声音清晰却很虚弱，时常对我们的询问感到不耐烦和厌倦，经常提起自己“马上要去医院看皮肤病”。所幸另一位访谈者（临床医学专业）及时地与她探讨皮肤的病情，这才拉回她的一些兴趣。丁阿姨总体表现得很儒雅，但言语中透露着对周围事物、身体、自我效能的失望、无奈、无助、焦虑。
既然老伴离世，我们起初很自然地谈论到子女在这一事件及其后在丁阿姨情绪安抚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丁阿姨表示自己不是“那种”父母，对女儿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很尊重”，因此不苛求女儿特意来陪伴。体谅到女儿总是“没空”，她也不喜欢没事麻烦女儿。除此之外，丁阿姨还有一个不愿去“找”女儿的理由：她认为女儿和自己存在代沟和疏离，两人想法有出入，“想的完全两样”。
他们有他们的事，他们想的跟你们完全两样的。就是住在一起，他们就管自己的小孩的事。像我一生病想叫他们陪，这肯定是做不到的。你看今天星期五他们上班，星期六他们很早就安排好了带小孩到外面去玩一玩，到苏州、无锡玩玩。虽然她嘴上问你愿意去吗，其实他们最好就是你不去了，因为很麻烦的。跟他们混就得随着他们，你要是有别的想法，一次两次还好，三次人家就不太愿意跟你一起。就像交朋友似的，你要有反对意见，时间长了，他就觉得没有共同点。我和女儿就像两个人处对象，更要互相谦让。她表面上是说，周末我们来看看你，带你到附近去玩。我很清楚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事最多就是问问你，她其实最好你不要去。如果觉得你身体不好，就会直接说下次再带你。
虽然丁阿姨明确地述说自己不在乎女儿乃至他人的陪伴，并且声明自己完全理解女儿，但是，究竟真是“本身就不需要，不在乎子女的陪伴”，还是“渴望而不可得，久而久之接受并说服自己”，这一点是存疑的——从她大段大段地分析女儿的想法和意图时就能感受到。另外，当我们提到可以多与他人（同龄人）交流，倾诉苦恼、排解孤独的时候，丁阿姨有她自己的理论。
我不找人倾诉。有朋友,但人家有人家的事。过得不好又怎么样呢，就是靠自己调节。你跟人家讲东讲西，可谁家没有不如意的事情啊，人家还会说我带两个孙子都要累死了，你多舒服，天天一个人晃荡晃荡的。
我不想主动去说，还因为说来说去就这点，自己也说腻了，说了又怎么样，不解决问题。我是这样想，要跟人家比比，看到好的地方。人家天天汗流浃背的，买菜煮饭伺候人，有时候还闹得不高兴。虽然没人跟我住，但反正我也不用伺候别人。而且我们不能再跟年纪大的人说来说去，两个人说到后来都是苦情就没意思了。
心情主要还是靠自己调节，有时候想想就这么回事，比我苦的人要多少有多少。有人经济上有困难，但是我没困难呀。我有那么好的房子，也有退休工资。
丁阿姨不是一个孤僻闭塞的人，相反，她经常在小区当志愿者，我们在访谈结束后就看到过好几次。她与其他老人闲聊时，神情也十分愉悦。但她认为“倾诉”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徒增烦恼，还会麻烦他人，可能招致嫌弃；她还对志愿者工作组织表示不满，也坚称当志愿者对她的心情没有什么帮助，但实际上她又总是积极参加小区老人的集体活动与志愿者工作。在丁阿姨看来，认清“大家都有难处”才至关重要，看到某些方面比自己境况还差的人，心里就会有了些许慰藉。
按照要对疾病进行治愈的逻辑，如果要“治愈”丁阿姨的孤独感，社区能做的是多鼓励她参加集体活动，以及敦促女儿多与她交流，多给予陪伴。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称之为干预的手段会适得其反。丁阿姨认为，越对期待陪伴，越计较孤独，越去“想”，就会越焦虑和难受。最好的办法是“想开”，对自己的不幸“无所谓”“不在乎”，从而这些不幸不再成为严重的困扰。在丁阿姨眼中，不应对“免受痛苦”保有希望，而是需要将“缺乏陪伴”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接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所拥有的好条件上。
另一方面，丁阿姨更关注实在的问题。她为自己的健康感到异常焦虑，即使体检状况良好，仅有老年人中常见的高血压症状。她曾因惧怕身体出闪失而拒绝出门，洗澡时也总是担忧自己会不会中风晕倒。另外，她还对物业维修人员感到恼火。当家中水龙头爆裂时，她向邻居求助，却得不到物业的帮助。她对此感到无助，也为麻烦他人感到窘迫。最后，她特别提到自己近来对寻常生活中的事情缺乏决断力，总是优柔寡断，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记忆力也愈发不自信，“任何风险都不敢承担”。
再说现在有点什么问题，就是做决定不能做，一做决定就是这样也不好，那也不好，就是优柔寡断的。总担心发生什么，这个决定我错了，那个决定我错了。以前我不是的，我和他商量事情，哪怕意见不一样。我说一句你愿意你就愿意，不愿意我也不跟你吵，就是算了。现在随便什么事决定，心里老是觉得纠结。今天早上起来我先干什么？看病是看这医院好，还是看那个医院好？原来不是这样的，他说看这个医院就好。其实我一个人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干也没人问我，但就是决定不出来，不知怎么搞。我觉得这是心理问题了，任何风险都不敢承担。
人们会很自然地觉得，丁阿姨的孤独源于三年前痛失老伴的事件，并将其归为更广泛的、更社会性的丧偶-老年孤独叙事中。这忽视了更微妙的图景。可以说，丁阿姨正在经历生活世界的转型与意义秩序的重建。首先，面对外部社会关系的主体从她与丈夫的共同体变为她自身，处世的压力前所未有地落入她一个人身上，使她一时间无法习惯承担做出判断和决定的风险。其次，丁阿姨其实对身边人的离去、对老年人的“陪伴需求”的尴尬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经历了悲痛，和随之而来的意义重构后，丁阿姨已经将老年独居视作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生命阶段，与子女同住、其乐融融的前现代想象不再生效，转而形成了围绕自身潜在优势——自由自在、衣食无忧——的老年生活愿景，“幸福”更加可及。丁阿姨之所以声称做志愿者、与其他老人聊天对于改善自身情绪无效，不是因为她真的不需要陪伴，而是，她的陪伴需求已经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或者从心理暗示与调节、内在诠释（别人还有更苦的，自己已经很幸运了）中得到释怀。她指的是，另一个更严重的困扰无法由此得到解决——如何重建自理能力的疆界与安全感的秩序——这一过程显然遇到了困难。丁阿姨提到，自己打理生活总是很疲惫，买菜做饭十分吃力，日常的零碎问题难以解决，担心生病以后无人照顾。她将自己视为无助和依赖的，并对此感到失望。
丁阿姨的孤独感无法简单地用致因-结果逻辑归纳。在这里，孤独是一种过程，个体不断与处境及其变化发生关系。老伴的离世无疑为丁阿姨的心灵带来伤痛，对她的境况造成冲击，但她本人积极应对和重建秩序的过程也随之开始。我们带着对某种纯粹负向情绪和固有观念中社会关系缺失的想象进入孤独感的疾痛叙事，却最终来到了个体参与的具体、动态的艰难中；在这里，苦难不再是社会问题意义上的“孤独”。
四、其他讨论
反思公共管理范式。在访谈中，我们注重对细节、看似无关数据的挖掘。但是，当研究结论从个体经验向“危险因素”、“应对措施”、公共管理、政策评估过渡时，疾痛叙事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对叙事的拆解不可避免地将鲜活的个体意义体系转化为割裂和去情境化的“因子”，我在编码过程中就体会到将私人话语转变为某种客观术语的别扭之处。以上述丁阿姨的故事为例，她的心路历程与生命境况，根本无法用简单的丧偶、独居、老化等语词概括。比如她从比自己更惨、更苦的他人身上找到慰藉的调节方法，很难与能被称为干预策略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些微妙的过程往往对老人重建内心秩序更有帮助，但是，公共管理要求我们进行归纳总结，寻找共性与客观化的可能，即使定义中都明确强调了孤独感的“主观性”。很多时候，并非研究者不愿意关注疾痛叙事，而是社会干预范式的对象化倾向本就难以兼容私人的意义建构。
访谈者作为疾痛叙事的主体之一。疾痛叙事是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的意义建构过程，访谈者本人的角色值得反思。如前文提到，研究搭档的临床背景，拉近了此时正急着去看病的丁阿姨与我们的距离，共同描绘了丁阿姨对于健康问题的焦虑，而这成为此次疾痛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在访谈一开始有一种“您是不是还没有走出忧伤”的询问与叙事的倾向，这种倾向很有可能源于作为学生的我们在文艺作品中领略的浪漫表达。“沉浸悲伤情绪”叙事的文学性掩饰了其事实上的模糊性——当时访谈语境中的忧伤可以与很多问题联系起来，不利于对心中复杂意义集成的揭示。
作者：王友 复旦公共卫生学院
编辑：方志伟 复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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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Peplau, L., & Perlman, D. (1982). Loneliness: A Sourcebook of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New York: Wiley.
[2] Kitzmüller, G., Clancy, A., Vaismoradi, M., Wegener, C., & Bondas, T. (2018). “Trapped in an Empty Waiting Room”—The Existential Human Core of Loneliness in Old Age: A Meta-Synthesi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8(2), 213–230.
[3] Nyqvist, F., Cattan, M., Conradsson, M., Näsman, M., & Gustafsson, Y. (2017). Prevalence of loneliness over ten years among the oldest old.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5(4), 411–418.
[4] Holt-Lunstad, J., Smith, T. B., Baker, M., Harris, T., & Stephenson, D. (2015).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2), 227–237.
[5] 凯博文，2010，《疾痛的故事 : 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方筱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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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全部为65周岁及以上
[2]主要使用国际国内信效度得到认可的De Jong Gierveld孤独感量表，辅助使用UCLA孤独感量表
[3]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