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方言的基本概况
因与不同国家主流、非主流语言的碰撞与接触，得以让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发生了与本土母体方言的不同变化（吕晓玲等，2021），华人对在海外流行的方言都有自己的习惯称谓。在马来西亚，华人把粤方言称为“广东话”，把福建厦、漳、泉一带的闽南话称为“福建话”（陈晓锦，2006），另外还有常用的客家话及潮州话。
而汉语方言经历过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的转折点，失去了公众平台的支撑，开始走向传播弱化的下坡路，一般上最常见的有几种情况（陈李茂，2019）：不会讲汉语方言的青少年，则连本母语方言亦不会讲也不会听（我）；掌握了方言的青少年一般上只能够熟练说一种方言（00后访谈者），但是可以听懂其他方言；会讲汉语方言的中老年人，往往会讲两种以上的汉语方言（80、90后访谈者）。
二、海外方言的地方特色
（一）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
海外华人生活的聚集地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大都属于多元民族及文化的国家，毫无疑问容得下不同语言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基本掌握多种语言的马来西亚人来说，语码转换是我们常有的习惯——不同方言（客家话、潮州话、广东话、福建话……）之间的转换、与其他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之间的转换多不胜数。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本土地区的客观因素：“马来西亚人很喜欢这样互换语言”，因而常常出现与方言有关的“自创词”或“借词”，比如“有多少”会用广东话的“几多”替代、很浓郁的咖啡叫做“Kopi（咖啡的马来语） Gao（厚的福建话）”、心情不爽会用“buey song（福建话）”来表达；更出现用福建话某些词汇替代其他方言的情况，比如粿条用“贵刁（福建话）”替代“沙河粉（广东话）”、萝卜糕用“菜头粿（福建话）”替代“萝卜粄（客家话）”（陈晓锦，2006）。
另一个原因在于，华人个体的主观因素：同一句话用不同方言来表达会有不同的语境——“‘我爱你’用粤语讲的话感觉会比较稳重，而用潮州话的感觉心里会比较随便一点”；某些方言的特定语境和语义不能通过普通话来诠释——“一些骂人的话就是要用方言才有感觉，比如客家话的niama ni就比华语的你妈的更粗俗一点”；因为太久没说方言导致说得不流畅——“和小时候的同学和亲戚堂兄弟见面就会讲客家话，但太久没有讲方言不习惯，有时候还会走音，所以讲到不顺的时候就会讲普通话”；不知道某些词语的方言应该怎么说——“像鳄鱼、长颈鹿等，基本上不属于汉语常用词的词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而在不同方言、普通话之间来回切换。
（二）地区差异
和港式粤语、广式粤语之争一样，海外方言在各地区的说法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就马来西亚而言，“马来西亚的广东话和香港不一样，香港的尾音比较轻，hiong（轻尾音）kong和hiong（重尾音）kong”；
南北地方的福建话在词语的叫法上也会有差异，南马（从霹雳到新加坡）倾向泉州口音、而北马（槟城、吉打、玻璃市、霹雳北部）是偏漳州口音的，“据我所知，台湾话是泉州和漳州混合腔，泉州读uinn的韵母都会被漳州ing后鼻音打败，漳州腔uinn韵母也会被泉州话ng后鼻音打败”、“吃饭是甲Pui（北马福建话）和甲Beng（南马福建话），洗澡是Zang欸（北马福建话）和Zang最（南马福建话）”；
客家话则更有许多不同地区的口音、习惯差异：“客家话有河婆客、惠州客、梅县客、海陆丰客、潮州客、大埔客，腔调和口音都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字也不一样（我要吃饭，河婆客：ngai oi si fan、海陆丰客：ngoi oi si fan、大埔客：an oi si fan）……以前地区的历史创造出不同的口音，然后一直变化下去……不同客也有不同的食物，河婆客：擂茶、大埔客：算盘子；不同客家人有不同的生活习俗。”
（三）象征资本
尽管不同方言之间不存在“歧视”或是“高低贵贱之分”，大家也都很尊重彼此的文化，但是在马来西亚及其他国家仍然存在某些特别“出色”的方言。
福建话由于先赋性的地区因素因而在新加坡体现出更高的实用性，而在马来西亚，大部分马来西亚人都对广东话颇有好感，不管从适用性或是文化性而言都具备更高的象征资本，从被访者对“如果抛开你的家乡和祖籍，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最想学会的方言是什么？”的回答中也验证了这一点：
我还是会选择广东话，因为福建话感觉会比较粗俗一点，广东话听起来比较斯文。而且通用性比较高，尤其商业领域用的机会比较多，我在中国公司实习，和香港、广州、吉隆坡地区有交集的时候都比较多机会用到广东话。
——00后，黄同学（潮州人）
选广东话，因为我很喜欢粤语歌曲和看港剧，港星都好漂亮，港风也好火，就是特别喜欢香港这个大都市，所以也一直很想学广东话这个方言……而且广东话经常有那种语序颠倒的情况，我觉得很酷（普通话：我先走了；广东话：我走先）！
——00后，郑同学（福建人）
如果是在槟城的话讲福建话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医院的医务人员也说福建话，可以做比较多生意，但是如果给我选择的话，综合考虑还是会选择广东话，毕竟吉隆坡是首都，也是我发展的地方，这里的人都说广东话。
——90后，易先生（福建人）
肯定选广东话，因为最好听，我觉得会讲广东话就是很厉害。广东话是很多区域的主要方言，尤其在香港、吉隆坡、巴生这些广东话比普通话正统的地区，会讲广东话真的很“一流”，如果是新加坡、台湾就是会讲福建话很厉害。
如果是客家话，比较正统是惠州客，很多官方的场合是用惠州客的语言，可以选择的话我可能会优先选择学习惠州客的客话吧。
——80后，庄女士（客家人）
三、海外方言的文化属性
（一）符号建构
对于不同年代的海外华人而言，对母语掌控的程度都各不相同，但是可以见得方言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文化属性在于亲属环境的文化构造。不同的社会对于亲属关系的认可具有不同的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方言是亲戚之间共同约定的符号系统，每一种文化的方言词语都有各自的特征，人们借助这种语言符号来交流、表达情感，它绝对是联结亲属认同感的绝佳纽带：
我最常说广东话，听得懂福建话和潮州话。学方言是因为家里的长辈只会说方言，因此需要掌握方言来沟通，才能够拉近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
——00后，黄同学（潮州人）
我常说福建话，听得懂广东话，是在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学会的，因为家中的长辈们虽然都熟悉普通话，但多以方言沟通，在家乡和亲戚沟通就会不自觉用方言，如果不会方言的话就无法听懂长辈之间的谈话。
——00后，郑同学（福建人）
我常说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和亲戚讲客家话、父母福建话、朋友讲广东话；从小就说英文和福建话，因为父母怕教我的普通话讲不准，所以直接给学校教；广东话是边看戏边学的，因为电视机没有播配音好的粤剧……通常习惯讲方言就会一直讲方言，从小和外婆讲潮州话，但是她听不懂，她就会问妈妈，因为外婆只会客家话，久而久之我也不说潮州话了……一般上老一辈和小辈会存在方言沟通不便的情况，有困难的话我就会帮他们翻译。
——90后，易先生（福建人）
我常说客家话、潮州话、福建话，因为从小在方言环境长大，父母、亲戚全家都讲客家话，以前的长辈都不会讲华语，学会方言可以和他们更容易沟通，他们也会更疼你……遇到老人家的时候，他们会讲很好笑的笑话和很好听的故事，我就会很庆幸还好我听得懂，不然会错过那个话题。
——80后，庄女士（客家人）
此外，尽管代际因素对当地华人华侨汉语方言传承带来相当大的阻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方言作为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海外华人民族自觉的一种文化载体，更是一种流动的符号系统。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祖先留存着中国的血统，也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即使是00后的郑同学和黄同学也会觉得：“我还是非常庆幸自己会方言，因为方言是华人的根，也是我作为‘华人’的身份标签”、“方言能够显示你对于华人价值观及华人群体文化的认同感”。
已经有孩子的易先生和庄女士也表示：“我的2岁儿子已经会说福建话了，我肯定会教孩子方言，因为不懂方言真的会很吃亏，别人骂你你也听不懂，而且会多种方言本身就是海外华人的一大特色”、“其实挺后悔没有从小设立一个讲方言的环境让孩子学习，所以他们不会方言，还是希望他们有条件的话尽可能学习、传承方言，算是我的小心愿”。
（二）身份认同
尽管和普通话的本质差异不大，但是方言与前者之间形成文化建构的过程确实存在不小差异，普通话较少受到传统文化和家庭文化的束缚，所构建出来的文化会更开放更加包容，不局限在某个特定村子，但也得益于此，比起方言相对来说更加“狭隘”的文化建构，普通话所构建出来的文化则缺少了一些“乡土人情味”——“比起全国华人通用的华语，方言对我来说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一种特定语言，在这种语言下所表达的内容比起华语更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其中包含了更多情感的元素”、“方言是我和家乡亲亲之间的民族共同语，会让我有‘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认知”。
除了后期形塑出来的身份认同感，方言在人们接触到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时更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和纽带，透过他们独有的共享语言，从相识、相知再到相惜，这是一个跨时代的里程碑：
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我对自己所属群体和家族的认知，知道他们的历史，并了解到相关习俗或文化的由来。
——00后，黄同学（潮州人）
很多地方都有客家工会，不同国家的客家人会在工会里面会推广一些活动，我们会去参加宗亲的工会和活动……方言作为工会的中心和源流，工会里面的人都是在讲方言，你会自动进行语言切换，才能和他们更加熟络……方言作为一个桥梁让我们更了解祖先，也了解到客家人刻苦耐劳的精神，我们去到哪里都可以生存，在到哪里都有踪迹。
而且客家话有很多种，别人一讲这个话就知道是什么客、从哪里来，甚至可以辨别对方的祖先，有些甚至连姓氏都懂，你可以很好地追溯他们的“渊源”。
——80后，庄女士（客家人）
四、与理论对话
从功能性而言，掌握多种方言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族群里面自由切换语言，更好地沟通表达及展现自己，不会方言的确会失去一些与人交流的机会，甚至错失一些工作机会。从文化性而言，方言确实对于符号建构和身份认同上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构筑海外华人的文化上与普通话有着显著的区别。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能同时证明方言与华语可以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认知。并非认为方言可有可无，而是我们应该在意识到方言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为一种外在形式文化的作用。这就联系到了萨丕尔—沃尔夫的假说理论，尽管文化相对论和文化绝对论这两种强假说和弱假说在本质上并不相互矛盾，两者只是语言对说话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鲍文，2007），可我们仍然应该从现实层面去了解理论：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但它既不能证明不同的方言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也不能证明“无以名之”的东西就一定“无法想象”，更不能证明我们是依靠“有着绝对约束力”的本族方言来切分自然。
参考文献
吕晓玲& 江金瑶.(2021).海外华人社区闽南方言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6),35-42.
陈晓锦.(2006).论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语文研究(03),55-59.
陈李茂.(2019).近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状况.方言(03),380-384.
鲍文.(2007).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解析.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629-632.
作者：翁瑞浠 编辑：胡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