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想找一种最管用的方法确认自己的权力，想说清楚这种权力的大小、多寡和由来时，吃就成了重要的历史记录。”——让·路易·弗朗德兰
每逢过年，讲究团圆的中国人便忙着回家，会见亲朋。重返家乡、阖家团聚固然难得，但“新习”与“旧俗”的冲撞无法避免，团圆饭也不总是那么温馨。尤其是为了宴请而忙碌的主妇们却没有上桌吃饭的资格，这个习俗在很多农村地区沿袭至今。
新年将至，演员郭晓东的妻子程莉莎发布微博文章，讲述自己陪同丈夫回山东老家过年的鲁味儿习俗：“城里长大的我……熬到了中午，在村子里吃饭，女人是不能上桌的，还好村子里的长者是很照顾我的，特批了我跟老公坐在一起。”一时间，网上引发了对于山东地区的“围攻”。以“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著称的齐鲁之地，春节依旧讲究着吃饭分清座次、长幼尊卑的秩序。女人吃饭不上桌，是指来了客人时女人不上正桌陪同。一位女博士在自己的返乡日记中回忆道：“小时候过年聚餐，男人吃饭多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辈分高且年长者在正对门的位置，小辈的年轻人在两侧或背对门的位置，而女人则只能坐在厨房或卧室等地方。村里不管谁家来了客人，都是女人在厨房忙碌备饭，男人在堂屋喝酒聊天。女人和小孩等到男人们吃完，才可以吃剩下的残羹冷炙。在物质比较拮据的年代，讲究的男人形成吃饭不光盘的’礼仪’，例如吃鱼不翻鱼，留下另一半给妇女和孩子吃。”（白洪谭，2018）
“女人不能坐主桌吃饭”这一现象，并不止于山东，河南平顶山、江西赣州、成都东山、东北的朝鲜族、云南保山、浙江萧山等地方，都有记载“女人不上桌”的习俗。基本上，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都共享这一习俗。关于这一习俗的存在，每年都引发争论和吐槽，多为外地返乡的人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心理冲击，有人反驳这只是局部化的现象，也有人强调“入乡随俗”。女人为何被传统的宴席排斥，“不上桌”习俗为何维持至今？本文将围绕这一习俗的历史建构和社会变迁展开。
一、传统何以形成
实际上，宴席的具体场景影响着女人能否上桌。并非平常日子里女性也被排斥于餐桌之外，通常在人数较多、传统仪式感较强的宴席，更有可能出现女人不上桌的情况——比如过年家族聚餐、红白喜事、满月酒这一类。
从宴席在农村的功能说起。事实上，中国农村实现温饱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在物质匮乏的过去，摆宴席是一种奢侈。民俗研究中多有发现在农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帮工”现象，一般发生在操办婚丧事、建房筑路、农忙时期等，邻里亲朋会主动上门帮忙。这种“帮工”不计报酬，但并非无条件——通常情况下，或者双方默认了被帮助者日后会反过来“搭把手”，或者被帮的一方举办宴席，直接以食物回馈（王铭铭，1997）。“帮工”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塑造着群体共识，蕴含的道德规范与交际原则贯穿于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人情圈”发挥着乡土社会的整合、教化功能。而宴会则是维系“帮工”这一民间互助形式的重要一环，既是建立在互惠关系之上的礼物交换，也通过餐桌的模式和内容收纳或排斥，论资排辈，攀比高低。乡村的宴席源于原始的利益交换。在过去的匮乏年代，待客的饭菜一般都超出自家消费水平，以示对客人的尊敬，自家上桌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同时在经济贫困、体力劳动繁重的地方，男性往往承担了更多体力活，所以传统认为男人出力气能换取更多的食物，自然也更有资格坐上饭桌吃饭。在一篇关于农村帮工盖房的报道当中，作者回忆自家在唐山地震后重盖新房的情况：乡亲们全来帮工，男人们自告奋勇垒墙抬砖，女人们捡碎砖头填墙空儿；母亲张罗自家婶子们做饭，饭点一边料理着叔们在屋里喝酒，一边打发小孩给左邻右舍帮工的婶子嫂子们送去。在“盖新房”的具体情景中，男人们忙于瓦匠分工，在饭桌上激情谈论新房的高大敞亮，而整个家族的妯娌们要承担起各种杂活，从准备食物、接待帮忙的客人乃至饭后刷碗。按传统，人们看重男性劳动力的价值，而女人干得再多也是替丈夫干活，所以形成了“女人不上桌”、优先给男人吃的习俗。而这些女人们如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则可以享有豁免权：因为任务变成了由嫁入娘家的女人来承担。
随着经济发展，“帮工“现象逐渐淡出乡村生活，农村也出现“关起门过日子”、“邻里互不相扰”的趋向，盖房出钱雇人干逐渐替代了依赖亲友帮忙的形式，但宴请邻里的风俗依然保留了下来。北方和江浙一些地区有“上梁酒”的传统，在新房落成那天大办酒席宴请族内亲友，而操办宴席的繁重任务依然落到家族里女性的肩上。即使出力的人变成专业雇工，即使女人比男人承担的工作更多，饭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默认族内男性劳力的价值最值得回馈。
二、局部消失的习俗
自晚清民国起，妇女解放思潮蓬勃兴起，打倒封建礼俗的呼声高涨。但实际上，民国时期的众多社会调查显示，男女平权运动虽然孕育了投身革命的女性群体，但相较于全中国广大乡村以及社会中下层妇女群体，影响力远远不足，乡村的传统习俗并没有因为城市高喊新文化消失。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声势浩大的集体化时代到来，农村妇女境况才明显改变。在文字记载中，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妇女”形象随处可见，“妇女要顶半边天”并不只是一个口号。中国政府通过重整、颂扬与宣传一种新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努力破除农村妇女外出劳动的耻辱感，原本束缚在家庭空间内的妇女，被要求走出家门，和男人们一起劳动。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约有一亿两千余万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参与田间劳动，女性还要和男性一样担负起搬运、采矿等重体力劳动。这种强调生产、忽视生理差别的政策号召虽然在平权发展上存在很多不足，但集体化推进使得广大农村妇女参与集体劳动，融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和社会地位妇女。50年代，8名女性干部作为妇女代表到北京一起受总理接见，而且同桌吃饭。总理在餐桌上谈笑风生：“你们生产出来的食物，你们最有资格吃！”似乎可以认为，女性因为参与生产而地位上升，与男性平等地坐上了饭桌。但“女人不上桌”慢慢变少的原因，还是要归根于传统农村宗族的衰败。
1949年后宗族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土地集体化与人民公社使得族内公有祖产与个人生存资源被没收充公后进行定额配给，宗族丧失了物质基础，宗族活动难以进行；另一方面宗族被当作封建制度的残余，执政方将其组织势力视为威胁而予以严厉打击，而族谱、祠堂等维系宗族权力的文化纽带在文革时期遭到大规模的破除而毁坏。在物质筹备与精神共识的双重缺失下，传统乡宴也难以维持，在这一时期“女人不上桌”的现象有所减少。
然而，有学者认为集体时代被消灭的只是宗族外在的文化形态，如族谱、祖坟等，其内在深层结构依然存在。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逐步撤出乡村地区，农村失去外来整合方式，宗族认同作为有效的团结机制被重新呼唤，伴随着旧习俗自然卷土重来。
三、习俗的复兴与改变
当国家力量放松对乡村地区的控制时，宗族文化得以恢复，宗族出现重新崛起的现象，而随着对“辈分”的强调与“家族”的复兴，“老规矩”也被重拾。比如湖北郭家河村的“灯会”——只有宗族的男性成员才能参加并且聚餐，原本在50年代后被废止，80年代又重新兴起，乡村宴会上的食物只有男人独享，女人不能上桌。
一位媒体人甚至为“女人不上桌”现象的辩护道：“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他认为在过去“女人不上桌”适配于农村资源匮乏时代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经过删减流变，恪守这种做法的家庭所对应的经济文化层次往往更高，因为维持“规矩”需要财力与家长权威结构的支撑，是少数有精神自觉的农家的“奢侈品”。文章虽然并非在阐述“女人小孩不上桌使得家庭更兴旺”的怪诞逻辑，但是作者解读农村老规矩时对于女性地位判断的回避也引发了许多误解与责难。
宗族文化的复兴不是简单地进行前人形式的复制，重修族谱、新修祠堂，衣锦还乡的人们一面花钱恢复光宗耀祖的形式，一面以自己置身的历史场景下，审视宗族规训的价值。“女性不上桌”这一旧习的存在，体现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弹性所在，即使曾经被摧毁重组，仍然重新恢复。然而随着代际更替和社会发展，民俗因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老礼也正“失去人心”。比如虽然部分村落本地情况依然女随母规，但城里的媳妇回老家，却能够单独“开一席”，在当地地有阶层地位的女人被认为是无性别，或者能与男人平起平坐的。更明显的趋势是，由于年轻一代教育水平提高并参与到家族事务中，拘泥旧礼的情况越来越少，“可能只有老辈人还讲究。”在改革开放以后，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口流动前所未有地增强，跨地域的婚姻现象越来越多，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结合会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南北中不同地域的人结合也难免有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过去的婚姻缔结基于相对稳定的通婚圈，共享文化，而流动人口打破了这个圈子，意味着不同文化的碰撞。“外地”媳妇或女婿回到伴侣的家乡，也会面对种种文化“冲击”。相较于用“地图炮”的形式将冲击情绪放大，人们更应该重新审视类似“女人不上桌”的民俗对性别不平等意义的社会结构再现。
参考文献
[1]贺萧（美），《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2]让马克阿尔贝（法），《权力的餐桌——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北京：三联出版社，2012.
[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王铭铭，《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5]孙旭阳.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sxy160225.html
[6]魏少辉，农村妇女记忆视野下的中国集体化历史——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J]，学术评论,2018(02):79-83.
[7]《帮工盖房乡情浓》http://www.nongmin.com.cn/html/news/8704/5968.html
复旦社会学 贺思嘉
复旦人类学 唐沈琦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