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跨区域性展开，全球化进程在争议中不断地推进，而其对各本土文化的侵袭也正受到各国官方和民间不同程度的关注。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支配性语境似乎正在广泛地形成。但是，这种语境是否代表了现实情况？它与本土文化之间是否仅是侵蚀与被取代的关系？针对相关问题，Ian Condry在一篇探讨日本街舞和说唱文化的论文中指出，目前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对不同文化语境中全球化现象的相似性的探讨，而没考虑到处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行动者在理解、使用同一文化产品时，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2001）。在我看来，此处的问题涉及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依照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给文化所作的第一个科学定义，文化包括了人类在精神和物质领域的一切活动。但这个文化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强调的行为、知识、习俗、习惯等都是文化的副产品，它们指向文化之所在却又不是文化本身。正如在对全球化现象的观察中，跨国连锁店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迅速蔓延、某种音乐的全球性流行、好莱坞大片在海外市场的出色票房，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全球化进程与各地方文化互动的表征。但若将这些文化的表征现象简单地理解为西方文化对其他本土文化的侵蚀或取代，便会掩盖现象之下作为本质的文化的存在。如果我们假设文化是一个通过分享、协商而形成的意义系统，那么研究者就不能根据行为、知识、产品等的全球化传播而简单地将全球化对地方文化的威胁认作事实，而是应该在地方文化的语境中研究这些行为、产品、知识：他们如何被地方观众理解、接受、回应？这与这些文化的副产品在原生语境中的作用方式存在怎样的不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在微观层面研究某一地方文化语境中的全球化现象。
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网球运动在中国的普及时间并不长，2002年ATP年终大师赛第一次在中国上海举行。这项早期的西方贵族运动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相关的网球礼仪和行为习惯，而这也正是球赛事最初登陆中国时，大陆观众颇受诟病的方面：这种诟病的背后就是某一文化产品在进入另一个文化语境后，被行动者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理解、行动、反应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构成了前文中提出的探索全球化进程与地方文化在微观层面的互动方式的一面棱镜。而之所以选择网球比赛中观众与现场摄影机镜头的互动方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一定程度是受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罗姆所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启发。通过纪录片《中国》可以发现，上世纪60、70年代之交的中国人和摄影机镜头有着一种有趣的互动方式：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大街上的人们表现出了对这扛着摄影机的老外和他的工作的好奇，但当被镜头聚焦时，大部分人们露出不自然的表情，并迅速地转移目光，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其他地方；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如学校中穿着新衣服做游戏的小学生，穿着制服、肩扛锄头、整齐列队的青年人），人们的表现如同专业演员般自如，在行动中忽略了摄影机镜头的在场，“自然真实”地呈现出镜头想要捕捉的画面。这种鲜明的反差对应着新中国毛时代社会的对外封闭和高度组织化，正是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给中国人在不同情境中与摄影机镜头的互动方式打下了烙印。此外，选择摄影机镜头作为研究切入口还为本科生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性研究提供了可能。
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经历告诉我们，对于他文化的研究能够帮助学者反观本土文化，进而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推及到文化比较研究也是成立的。所以，本研究计划以法国网球公开赛与上海大师杯上的观众-镜头互动方式为研究对象，综合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非正式访谈法和正式访谈法，对于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网球运动中的观众行为进行比较性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加以详细阐述。
本研究计划建立在笔者所做的先期观察的基础上，针对研究主题提出相关问题，作为后续研究的方向。先期研究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发现相对于法国网球公开赛场上观众与摄影机镜头间积极的个体性互动，上海大师杯赛场的中国观众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体互动的回避和对群体性互动的偏爱。这种跨文化的差异是否真实存在？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背后又存在怎样的作为意义系统的文化？它对地方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现象解读提供怎么的参考？若答案是否定的，它对地方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又给出了怎样的启迪？需要说明的是，先期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在后续研究中仅起参考作用，它划定了后续研究的关注领域及范围，帮助其更深入地进行，但它本身并不提供封闭性的答案，更不提供解释。这一点不仅是研究者头脑中的意识，同时也将通过规范的研究方法加以澄清。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计划交互使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其中，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法网比赛的研究将使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即通过实况转播的镜头观察、记录比赛中的观众-镜头互动情况；对上海大师杯赛的研究，将同时使用参与式观察法、非正式访谈法和正式访谈法，即在研究者亲临赛场、体验并观察现场的观众及大屏幕的同时，选择性地抽取现场观众进行访谈：以非正式访谈为基础收集资料，之后制定出正式访谈的结构性提纲，完成一定样本容量的访谈。
由于研究对象处于现代社会中的某一具体环境下，并且只发生在一段短期时间中，所以无法完全套用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这对新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提出了挑战，也是本研究所要面对的问题。对此，笔者将就三点展开论述。
首先，因为赛事的周期仅为一周，且只发生于每天下午到晚上的固定时间段内，这使传统的、以三个月为底线的田野研究缺乏可行性。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准确地把握住特定情境中各行动者的行动及意义解释？笔者认为这需要密集交互地使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质性研究基础框架，第一步是通过文献对所要研究的文化及其结构形成初步的理解，接着第二步就是进入田野、观察并通过田野笔记记录该文化中人们的活动及行为，第三步通过访谈法了解当地行动者对本土文化的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但这三步骤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难适用于对现代都市中某一短期文化空间的质性研究。笔者认为，应该打破马林诺夫斯基的传统框架，观察不再仅是访谈的基础，而也是对访谈结果的进一步验证，同时观察中所获得的“数据”又不断地被投入新的访谈加以验证，如此循环往复，观察法与访谈法被更为紧密地结合而加以应用。此外，考虑到时间的限制，研究的重心可以适度向访谈倾斜，以便更快地了解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所掌握的文化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其次，由于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中，所以本研究基本上不存在如何进入研究环境的问题。但研究者如何在研究对象面前呈现自身及相关的伦理问题仍然需要被慎重地考虑。相关考虑主要涉及的是在访谈中研究者对自身及研究目的的解释。由于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敏感性较低，虽然涉及受访者的私人感受，但较少牵涉价值判断，加之研究者只是大学本科生，很难在受访者眼中扮演权威的角色进而影响到其回答（除非在受访者为中小学生的情况下），所以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将第一时间清晰说明研究者的身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目的（上海大师杯赛上观众在镜头前的行为和感受），以建立起与受访者的相互信任关系。同时，为了促进这一信任关系的建立，研究者将从一个网球爱好者的身份出发，以对比赛的讨论为起点，逐渐切入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当然，对这一过程的把握是一个实践问题，目前阶段只能通过设定大致的框架加以规范。访谈具体内容的设置将在下文中论及。
第三，在参与式观察法中，通常存在研究者同时作为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张力。参与者的角色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从本土文化的角度获得更为丰富、深刻的理解，但同时它容易导向研究者对本土文化的过度认同，进而丧失客观的研究立场。而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者角色在保证了客观判断的同时，却给另一种主观性大开方便之门：研究者容易从自身文化出发、草率地对所研究的本土文化妄加评论，错失了本土化的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所以，本研究将对两种角色采取“双重移位”（double move），即在从本土行动者的观点出发、“理解那个世界时……采用一种‘主观的’模式”，但也“同时采用一种较为客观的研究取向”（安·格雷，2009：104）。不过，在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并不处于一个彼此高度认同、结构化的共同体中；相反，临时聚集于这一场域中的人们相互间普遍缺乏一体的认同，这就大幅度降低了研究者过度认同的危险，观察者与参与者两个角色间的张力也相对较小。但是，这一张力不可能被完全消除。此处的研究者作为一个参与者进行观察活动，存在的危险是其网球爱好者和赛事观众的身份可能导致对他人行为的主观性解读。这种过度参与的困境在研究中将通过访谈法的运用加以克服：只要将研究者自身的解读呈献给受访者加以评论，这个问题便能最大程度地被克服。
接下来笔者将具体阐述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操作细节：
1、非参与式观察
非参与式观察针对法国网球公开赛中的观众-镜头互动，这种方法的选择主要是受到研究者无法亲临法网现场进行观察和访谈的限制。初期观察的结果显示，赛场摄像机镜头聚焦的观众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主动展示型”型的观众和“被动展示型”的观众。前者指通过自身的积极行动吸引了摄影机镜头的聚焦，这些积极行动主要包括在脸颊上绘画国旗、挥舞大面国旗、挥动标语牌、表达支持的表演行为等；根据积极程度的不同，摄影机对于某一行为的聚焦时间存在差异，而观众对摄影机聚焦的反应也各不相同。“被动展示型”的观众指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行动却吸引了摄影机镜头聚焦的观众，这一类观众主要为打入时的年轻女子，或举止可爱的儿童；这类观众对摄影机镜头的反应通常与“主动展示型”的观众不同。以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及他们之间的差异就是本研究中非参与式观察的对象。这部分观察将通过法网赛事的转播录像完成。
2、参与式观察
参与式观察针对上海大师杯赛中的观众-镜头互动。初期观察表明，不同于法网观众与镜头的个体性互动，中国观众在上海大师杯上与镜头的互动方式偏向于群体性互动，表现为“人浪”等群体行为。为此，研究者需要作为观众亲身参与到整个情境中，借此体验、感受类似群体行为在个体心理层面的基础、影响。因而，此处的研究者是“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Participant-as-observer）。当然，虽然研究者介入情境的程度较高，观察依旧是本研究方法的核心之一。观察时的研究者处于客观的立场，通过详尽的田野笔记对情境加以记录。由于比赛仅持续一周，因而进行观察的时间大约为4天。参与式观察首先将关注赛事进行的社会情境，包括赛事摄影机和赛场大屏幕的安放位置、观众的入座分布、观众对大屏幕的关注情况等。其次，观众-镜头的互动大多出现在比赛的间歇期，此时观察大屏幕时，除了要观察被聚焦的观众的打扮、行为和聚焦时间外，还不能忽视观众可见的社会属性，如性别、年龄等，并及时加以记录。必要时借助照相机等辅助工具。第三，在关注大屏幕的同时，研究者还需要对其他观众的反应进行观察和记录。
以上只是对参与式观察的初步准备，由于田野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最后观察的成功与否有赖于研究者本身的专业功底和对突发性事件敏锐的把握能力。质性研究本身的特质便是向无限的可能性、意外事件开放，甚至欢迎它们的出现。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发现和证明，前者是新现象、新理论的涌现，而后者是对其的合法化过程（或者相反）。定量研究之所长在于证明——它具有代表性、以数学为基础演绎变量背后的因果逻辑、发展出了各种统计工具，所以它通常不欢迎异常值或意外之外的事件。质性研究则长于发现，它更像是对未知疆域的推进，所以它本身便是直面了不确定性，研究者最有效的工具是其自身具备的感知系统和反应系统。但我并不赞同认为质性研究就是为定量研究做准备的观点。在我看来，两种方法是互为基础、处于循环演进的过程中。比如，当涂尔干通过统计方法发现社会整合度会影响自杀率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社会整合是如何影响自杀率的？比如不同的教派信仰在微观层面上如何与其他结构性因素相结合、作用于个体的？这种深入的挖掘很难直接通过定量的手段完成，需要通过对特殊社会情境的观察、对相关行动者的访谈而达成。当时，由此得到的成果或许可以用定量的方法进一步检验其代表性，而这也成为下一轮质性研究的起点。
3、非正式访谈
在本研究中采用非正式访谈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参与式观察和正式访谈。访谈对象的选择相对正式访谈而言更为随机，首先会从观众席或餐厅中临近研究者的观众开始。访谈本身以一种聊天的形式展开，不急于切入主题，而是视比赛状况而定。当谈话开始涉及到“受访者”对赛事摄影机镜头的感受、在摄影机镜头前的表现时，研究者会适时说明身份，即作为一名对该问题充满研究兴趣的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生，希望听到他更为细节的想法。在访谈进程中，研究者将结合反身性访谈，适当地向受访者透露自身在相同情境下的感受，以获得受访者更多的信息。由于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不具备权威地位，所以对反身性访谈的引入基本不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在意见不一致时甚至更有可能激发受访者的充分解释。
4、正式访谈
正式访谈即结构性访谈是短期内了解行动者对互动的知识的最可靠方式，它能够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解读干扰其对情境的全面理解。由于时间较短，正式访谈将安排在研究的后半程进行。访谈对象的选择根据先前研究中对镜头所聚焦的观众的分类，由研究者进行选择，数量大约在5个左右。访谈中经由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正式访谈需要在观察和非正式访谈的基础上形成一份较为完整的访谈提纲。这份提纲不仅要包含事先准备的问题，还需明确研究的主题范围，如观众-镜头的互动类型、个体在与镜头互动时的感受等。因为虽然在结构性访谈的框架下进行，但田野研究中的访谈不应该排斥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而是在不偏离访谈核心的情况下收集尽可能丰富的信息。不同于非正式访谈，正式访谈中的研究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主导访谈的进程，但并非一种权威的角色。适度地透露自身感受有助于激发受访者的共鸣或是质疑，推进访谈的深入，因为有时受访者对于自身的经历习以为常，会认为没有说明的必要，而提供不同的经历能够帮助他们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当然，研究者会注意避免使用引导性的语句，而是以疑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减少对受访者的暗示和指向。
现阶段研究者所能提供的正式访谈提纲设计如下：
主题范围：大师杯现场中国观众与摄影机镜头的互动行为及感受；对国外网球比赛中观众-镜头互动行为的评价及比较。
1、这是你第几次来现场看大师杯？和在家看直播有什么不同？觉得现场气氛怎么样？在现场感受最强烈的是什么？身边观众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你？如何影响？来看比赛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比如为喜欢的球星准备海报、标语牌）？
2、上过比赛现场的镜头吗？
（1）若有：当时镜头拍到你时，你在做什么？觉得为什么镜头会拍到你？什么时候注意到自己上镜头的？持续了多久？第一反应是什么？有什么感觉（害羞、激动）？
（2）若没有：你比赛的间歇期会关注大屏幕吗？（举几个镜头拍到的观众的例子）觉得哪个比较有趣、为什么？为什么自己没有他们的行为呢？你觉得摄影机为什么要拍他们？
3、平时看国外的网球赛事直播吗？觉得他们那儿的观众和我们这儿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自己如果在国外看比赛会怎么表现？会和他们一样吗？
2010年春定性研究方法课程作业
复旦社会学本科生骆之凡
参考文献：
Ian Condry, 2001, “Japanese Hip-Hop and theglobalization of pupular culture”, In Urban Life, Waveland Press, Pp. 357-387
潘天舒，《发展人类学概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安·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