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由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其目的在于挑战由韦伯、涂尔干、哈贝马斯等人引领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风潮，转而结合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主义倾向和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倾向，将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质性研究方法超越描述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理论框架的领域，由此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性、概念性的理解。（Bryant，2017；卡麦兹，2018）
然而，扎根理论的研究在向前推进并非风平浪静，而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分歧、疑难与同其他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混淆。下面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旨在对这种扎根理论在当下面临的混淆或疑难做出某种形式的回应，从而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理解和把握。
文章一：扎根理论不是什么——六个常见的错误观点
Suddaby,R.,2006.From the Editors:What Grounded Theory is Not.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4), pp.633-642.
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学术期刊编辑Roy Suddaby从六个存在着的对扎根理论常见的错误观点出发，旨在对扎根理论的概念做否定性的逼近或界定。
（一）扎根理论不是忽视文献的借口
作者坦言，非结构化的研究会产生非结构化的手稿，这些手稿不太可能通过任何可靠的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部。这即是说，扎根理论从未是要给那些妄图在没有任何先前研究知识储备，带着空白的头脑进入某领域的研究的研究者提供避风港。尽管扎根理论的提出的确带有反对宏大理论的动机，但格拉泽和施特劳斯二人从未鼓励人们因为扎根理论的存在忽视现有经验知识的研究。就此他们特别区分了“实质性理论”和“一般性理论”，指出前者是对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特定问题的理论解释或说明，并与后者有着直接和必要的联系[1]。他们曾明确指出（1967）实质性理论是形塑和生成正式理论（formal theory）的一个关键环节，尽管正式理论可以直接从数据中产生，但从实质性理论开始生成正式理论颇有可取之处。他们还表示，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实质性理论刺激的正式理论。
既有的研究对扎根理论的真正影响在于前者会引导使用后者的研究者不自觉地测试假设，而不是直接观察。并对使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者提出下述意见：
避免研究过于拘泥于单一的实质性领域，从特定的日常现实中经常反映的七个实质性领域中汲取营养。 不断意识到你有可能被你的主题领域的现有概念化所影响。扎根理论家必须保持使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 的能力（Spindler & Spindler, 1982）。
尽量不要过度扩展扎根理论研究的目标。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把目标放在 “现有理论的阐述”上，而不是提出一个不受约束的“新”理论。
部分用扎根理论进行的研究结论明显归于老套，作者认为这种情况的普遍出现基于下述三个主要原因：
1.这样的研究倾向于使用不完整或相对未经检验的数据； 2.这样的研究往往未能将数据提升到概念的层面； 3.这样的研究可能知识过早地停止了数据的收集
首先，就部分研究使用不完整或相对未经检验的数据的倾向，作者对扎根理论和现象学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混淆即二者之间的差别做出自己的指认：现象学在方法论上试图捕捉行动者生活经验的丰富细节，进而经常以相对原始的形式呈现数据，以证明其真实性，并允许主体对经验进行基于自身理解的解释。（Moustakas，1994）；扎根理论不太关注行为者本身的主观经验，而更多地关注如何将这种主观经验抽象为关于行为者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陈述。若将上述的理论倾向映射到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访谈策略中去，我们似可会发现，现象学研究中的深入访谈是研究个人主观经验的关键手段（Wimpenny & Gass, 2000）。受访者所阐述的故事的细节和细微之处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具体词语构成了分析的主要单位。由于现象学是在不污染数据的情况下探究受试者的生活经验(Moustakas, 1994)，数据单位通常以原始形式被预先发送，而扎根理论中对被试者的访谈更多地作为一种激发关于被试社会状况信息的手段。与现象学研究相比，扎根理论研究很少将访谈作为其唯一的数据收集形式。
其次，就部分研究中存在着的“未能将数据提升到概念层面”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其更多地基于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地分析数据，而只是将数据分析工作停留在了相对肤浅的层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比数据本身略高的抽象层次” （Martin & Turner, 1983:147）的追寻。
最后，作者指出过早地停止数据收集也会导致研究解决流于简单。认为不同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扎根理论在收集和分析数据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相反，研究者必须继续收集数据，直到没有新的证据出现。（Strauss & Corbin, 1998）。
（三）扎根理论不是理论测试、内容分析或字数计算
扎根理论的目的不是要对现实做出真实的陈述，而是要对社会行动者之间 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和互动如何积极地构筑现实提出新的理解（Glaser & Strauss, 1967）因此，扎根理论不应该被用来检验关于现实的假设，而是用来对行动者如何解释现实做出说明。正如Martin和Turner(1986)所指出的，当没有明确的假设可供检验时，或者当这些假设确实存在但过于抽象而无法以逻辑、演绎的方式检验时，最好使用扎根理论。这就是扎根理论最合适的地方--研究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而没有解释，他们试图从这个现象中 从数据中发现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 1）
作者在本节中旨在将扎根理论和三种其主要的“混淆对象”进行区分，简要来说，她认为相较于理论测试，扎根理论基于正在进行的观察来测试他们试探性的想法和概念结构；扎根理论与内容分析的不同在于，前者重解释，后者重描述[2]；扎根理论更不可能是词频计算，基于词频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大多都违反了扎根理论的解释主义的理论倾向[3]。
（四）扎根理论不是简单地将公式化的技巧常规化地应用于数据中
“尽管僵硬地应用扎根理论技术可能会产生合格的结果，但这种机械的方法通常缺乏创造性洞察力的火花，而这种创造性洞察力正是杰出研究的基础所在。”
如文中所说，格拉泽(1978)用“理论敏感性”这一概念来描述扎根理论的技术性操作和解释主义之间的基本张力。这种紧张关系最终被证明是扎根理论创始人之间的一个分歧点，格雷泽倾向于用创造和开放的眼光看待数据的非预期解释，而施特劳斯和其合作者朱丽叶·科尔宾则坚持数据分析和规定性程序(Locke, 1996) 。在他们看来，“理论敏感性”当然取决于研究者的分析能力、对奥秘的敏感性和对行动/互动的微妙关系的敏感性，但同时也取决于收集或分析的数据的质量。如果研究者没有利用完整的数据资源，或者没有将数据收集推得足够远，这样的敏感性也就无从诞生。
文章二：扎根理论与定性内容分析的比较
Cho,J.Y.,&Lee,E.(2014).Reducing Confusion about Grounded Theory an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32), 1-20.
就部分研究者（特别是新手）对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和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的理解和使用中存在的含混和疏漏，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学者Ji Young Cho和韩国汉阳大学的学者Eun-Hee Lee在这篇文章中从下述六点详细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并对二者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做出了自己的指认。试图以此帮助面临在研究方法选择缺乏经验的研究人员开展其研究。这里将其要点简要整理如下：
文章三：一份“从案例中建立理论”的操作化技巧“叮嘱”
Eisenhardt,K.and Graebner, M., 2007.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1), pp.25-32.
作为对主流研究演绎法的补充，根植于丰富的经验数据中进行理论建构的归纳方法似乎变得抢眼。然而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方法尚未被广泛地认识和理解，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对“从案例中建立理论”的操作化步骤进行解释和讨论。这样的解释从以下五个理论建构中的主要疑难点展开，直面理论建构中的诸多混淆地带，并从头到尾地贯穿一个研究始终，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篇文章似像是一份贴心的操作化技巧“叮嘱”与指导。
（一）理论建构的正当性证实（Justifying Theory Building）
作者认为，理论建构其正当性的获得似必须建立在对理论测试的方法在该研究问题中乏力的指认之上。即研究者有必要首先对“针对相关研究问题，为什么理论建构要比理论测试的研究来得更好更明智？”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换言之，说明归纳性的理论建构在研究问题中的必要性，从现象的重要性和针对该现象现有成熟理论的缺乏两方面确立其研究的框架。
（二）理论上的案例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 of Case）
有必要首先指出，“从案例中建构理论”其理论目的在于理论发展而非理论检验，如是便可知案例理论抽样在此对于其他抽样方法的正当取缔。而多个而非单一的案例研究的被认为更利益创造出强大的理论，这样的选择并非依据某一个案例的独特性，而更多的是其在一组案例中对理论发展的贡献。
（三）处理采访数据
作者在这里指出，访谈是收集丰富的经验数据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数据是包含偏见的。减少偏见的一个关键方法是将回顾性案例和实时性案例相结合（Leonard Barton，1990）。回顾性案例依靠相互间的观点（和档案数据），有效地建立起案例的数量和深度，从而使重新搜索者能够覆盖更多的信息提供者并包括更多的案例。与此相反。实时案例采用访谈的纵向数据收集，通常还有观察，这两种方法都有助于减少回顾性的感觉和印象管理。
（四）提供经验性证据
多案例研究的挑战是如何在空间限制内，同时传达作为研究目标的新兴理论和支持该理论的丰富经验证据。在期刊文章中，多案例研究者面临着在理论和经验的丰富性之间特别困难的权衡。应对 更好的故事与更好的理论 这一挑战的最好方法是，分章节或通过不同的命题来发展理论，使每个命题都有经验证据支持。因此，论文的总体组织框架是理论，而理论的每一部分都由至少一部分的证据来证明。但是，由于在一篇文章中用每一个案例来支持每一个理论命题通常是不现实的，因此，使用大量的表格和其他视觉手段来总结相关的案例证据，是表明经验基础的深度和细节的核心。
（五）撰写新兴理论
一种被广泛认同的针对扎根理论的理论建设的观点认为，理论的质量及其经验材料作为基础的韧性对于研究质量来说比理论建立过程的具体细节更为重要。但另有人认为，扎根理论的理论建立有一个更精确的含义。Glaser和Strauss(1967)最初关注的是社会行动者对意义的解释，而Suddaby扎根理论的建立描述为 最适合于理解行动者从社会中构建意义的过程。(Suddaby, 2006: 634)，后者的洞见建立与对扎根理论使用实践的更加整全的把握之上，对于新兴理论的撰写方向不失为一个好的启发。
作者：李朝白
编辑：方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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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对此的更多讨论可见于后文表格1“研究成果”部分
[2] 详见后文内容整理
[3] 详见后文表格1“提出背景和哲学基础”部分
[4] 符号互动主义的内在立场是：意义是通过在社会过程中与他人的互动来协商和理解的（Starks & Trinidad, 2007, p.1374）
[5] 理论抽样是 为比较分析而收集数据的过程(Glaser & Strauss, 1967, p.9)，这意味着从最初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中得到的洞察力会导致后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它涉及 招募对该现象有不同经历的参与者，以便探索所研究的社会过程的多个维度（Starks & Trinidad, 2007）。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对数据分析有理论上的敏感度，指导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6] 显性内容意味着研究者对文本的可见和表面内容进行编码，而潜在内容意味着研究者对文本的潜在意义进行编码（Graneheim & Lundman, 2004）。研究者通常希望超越文本的显性内容，分析潜在的内容（Potter & Lundman, 2004）